人类控制战争的基本途径

消灭战争是人类的最终目的,而控制战争则是人类的现实选择。要控制战争就必须首先对战争的根源和动因做出正确的认识和揭示,然后才能寻找到合理的途径。具体的战争,它的根源和动因是多重而复杂的,但是对这些根源和动因的分析却是我们寻求控制战争的途径的前提。正是在对战争的根源和动因的分析中,我认为人类控制战争的基本途径,从宏观层面讲,分政治、经济和文明三途。从微观层面讲,有理性和自由二支。     

张千帆：反歧视是为了建设理性社会

《同舟共进》：“人们在歧视我们，我们何不到人群广众中去，要吃大餐饭，要挤公共车，要进电影院。甚至对着那些歧视者偏去摸他们的手脸，对他们打哈欠、吐唾沫。那么，我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就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了!”这是患乙肝的作家贾平凹在他的散文《人病》中表达的对“排斥感”的抗争。     

方法论变迁视野中的动态利益集团形成理论

集团理论的重大发展和方法论的突破密切相关。多元主义理论深受行为主义的影响,认为社会结构的变迁促使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志愿组建利益集团。而集体行动理论采用理性分析的方法,认为人们在组建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过程中将遭遇"志愿失灵"。在多元主义和集体行动理论争论的基础上,动态利益集团形成理论开始关注社会稳定对集团政治的多重影响。     

对刑事审判权制约的思考

刑事审判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权威。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刑事审判权的滥用则会导致司法专横。在强调司法独立或称审判独立的同时，应同样重视对刑事审判权的制约，以保证审判权行使的最高理念─公正。在刑事审判实践过程中，独立与制约呈现出此消彼长的二律悖反关系，应当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同时，行使刑事审判权的主体─法官是具体的人，是理性因素人格特征的载体。对法官行使审判权同样应有制约的必要性，在这方面，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审判主体都作了严格的规范和制约。从权利与权力的角度分析，刑事审判权力同样应受对权利的保障的制约。     

“为人民服务”的时代诠释——重读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尽管目前时局与任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为人民服务思想仍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是我们分析与判别当代社会是非的基本准绳。当前,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弘扬大公无私的精神,对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     

市场-政府二元悖论：一个经济学陷阱

政府、市场与社会经济生活之间复杂的三角关系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市场-政府二元悖论在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有着不同内涵。现实层面二元悖论的化解,有赖于人类超越现实制度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说,它取决于人性和人类智能的进化步伐;理论层面二元悖论的化解,有助于缓解现实层面二元悖论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干扰。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市场与政府间的博弈有八组基本方式,认识和遵循这一博弈机制,可以有效驾驭市场-政府二元双向纠错机制,减少政策失误和人为的经济动荡。     

吴稚晖：一个理性的疯子

吴稚晖（1865-1953），江苏武进人，教育家，翻译家，曾任国民党中常委。他的绰号是“吴疯子”。单看外表，这位学问家、党政要人就令人瞠目：近70岁时，仍是一身青竹布的长衫，圆口布底鞋，旧式帽子，像极了乡间老财主。好容易等到这位昔日留学生穿西装，却是用箭袖袍套改制的，穿在身上皱皱巴巴，不伦不类。     

当代中国发展观念重构的双重逻辑向度——基于20世纪西方社会发展思潮嬗变的哲学审视

20世纪西方社会发展思潮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以工具理性为内在支撑的现代性发展思潮和以价值理性为内在支撑的反现代性发展思潮。上世纪60、70年代以前,现代性发展思潮一直在西方理论界占据着主导地位;而80年代以来,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则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话语。这种嬗变,不仅表征着社会发展思潮具体理论形态的更替,更意味着人类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僭越的逻辑归位。它表明,弥合理性的断裂,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是当代发展观念重构的逻辑原点。     

论思想政治工作理性教育与非理性教育的辩证统一

在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中应正确地处理理性教育与非理性教育的关系。过去只重视理性教育的作用,忽视非理性教育的作用,是不正确的。同样,在新形势下一味强调非理性教育的作用,低估理性教育的作用,也是片面的。在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中,应坚持理性教育与非理性教育的对立统一,辩证地认识与处理二者的相互关系。     

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认同刍议

本文认为,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同一化与同质化,而是通过对多元文化的认同从而达到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其化解之道可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只有承认文化差异,保持本民族特色,与异质文化“和而不同”,和谐共处,才是全球化趋势下民族文化所应采纳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