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美国际私法法典化的不同进路及其法哲学思想

国际私法的法典化主要通过两种进路 :一种是国际私法的专门化立法 ,另一种是国际私法法律适用规范的重述 ,前者以欧洲大陆法系奥地利、瑞士等国际私法立法为代表 ,后者以美国的两次冲突法重述为代表。欧洲大陆国际私法法典化体现的是建构理性和分析主义法哲学观 ,而美国的国际私法法典化体现的是演进理性和实用主义法哲学观。     

对话直觉，做理性决策者

几天以前,我到美国来看在外访学的爱人。暑期赴美的机票特别昂贵。对于工薪阶层的我们来说,能在路费上省下一些钱就等于是多一些钱来玩或者多吃一点当地的美食。所以,当我得知在洛杉矶转机的机票比直接到旧金山的便宜2000元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虽然他非常担心从没有到过美国、英语又不好的我是否能够在遇到航班延误、登机口临时变动时顺利转机。但我依然坚持。我确实遇到航班延误,在洛杉矶机场等待了五个多小时,一共花了二十多个小时才到目的地。说实话,到洛杉矾机场时我疲惫不堪,而且有些后悔自己的选择。     

重新审视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韦伯对官僚制的研究乃是基于其对现代社会与政治的全面反思.官僚制是指一种无所不在的现代科层现象,它以自身的“理性”特征区别于其他的支配类型,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精神状态.同时,韦伯将正当支配类型分为三种并非武断,而是有其理论关切的.通过对官僚制支配与超凡魅力型支配进行对比考察,韦伯从“日常/非日常”的视角揭示了它们所处理的事务在性质上的差异,由此说明了官僚制特有的局限性以及卡里斯玛型权威的必要性.此外,韦伯式的官僚制研究并不是为了生产专业知识,而是为了获得见识,并且帮助人们更好地对事物作出价值判断.     

试论司法权威的外在基础

司法权威的确立,离不开相关条件的支撑。从外在基础而言,必需强调政治力量对司法机构的尊重,理顺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倡导社会民众对于司法的理性对待,同时当事人应当抱持对司法审判的高度信任。而目前我国司法权威的不足以及司法公信力的下降,均与上述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密切相关。     

督促起诉：法律监督权的理性延伸及科学构建

督促起诉是指针对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不行使或怠于行使监管职责．案件性质可通过民事诉讼获得司法救济的,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督促有关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项民事行政检察制度。     

群体性信访的理性对话之路

法院群体性信访是法院处理信访的重点,群体性信访当事人情绪容易激动,解决信访问题首先是解决对话问题,而对话需要理性。本文通过分析法院群体性信访的特征和成因,有针对性的提出实现法院群体性信访理性对话的路径。     

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思想初探

合理性是指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诉求,即理解与批判。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理论是通向社会批判理论的途径,这一主要思想集中在《交往行为理论》当中。哈贝马斯是在合理性问题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对合理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社会理论。通过对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思想的分析既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合理性,也有利于探讨现时期社会如何和谐发展的条件和机制。     

从万国法到现代国际法——基于国家理性视角的观念史研究

罗马人的政治理性与公民理性所塑造的“市民法—万民法”的历史演化进程与逻辑关系构成了现代早期欧洲“万国法—现代国际法”的历史演化进程与逻辑关系的历史基础与对照.正是在对罗马“市民法—万民法”关系的重构中,早期现代欧洲的政治与法律理论家力图将基督教帝国所蕴含的世界秩序的图像在现代世俗秩序中加以维系.国家理性观念的出现使得这种努力以失败告终.世俗化的进程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国家理性的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在早期现代欧洲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国家秩序在政治和法律秩序的理论构造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原本流行于早期现代欧洲的万国法观念湮没于现代国际法的话语之中.全球化时代对新世界秩序的吁求使得早期现代欧洲政治与法律理论中的万国法观念有必要被认真研究和对待.     

可预见性之判断标准的具体化——《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但书之解释路径

可预见性规则在契约法中担当着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角色,规则于解释论上的妥适展开,取决于价值基础的厘清及技术工具的合理选择.可预见规则背后具有复杂的价值构成,其中分量最重的两项是私的自治的尊重和给付均衡的维持.技术上可采理性人标准来判断损失是否可以预见,标准的具体化系在价值指引下结合个案情境确定理性人能力和知识状况,可预见程度在标准适用中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理性对待权力

毋庸置疑,权力永远是一把双刃剑。而能否用好权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领导干部是不是理性看待权力。这里讲的理性,应该是真正懂得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手中的权力意味着对党和国家担负的责任,意味着对人民群众应尽的义务。“官”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权”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