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工作负担“建构—叠加—调适”的演化逻辑——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

随着“基层减负年”的贯彻落实，广大基层工作者的工作负担得以切实减轻。基层工作者的工作负担除了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关以外，还存在更为复杂的内在演化逻辑。基于对10位基层工作者的深度访谈，以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论为指导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提炼出了“基层工作负担演化”这一核心类属，并最终建构了基层工作负担“建构—叠加—调适”的演化模型。研究发现在基层体制环境等条件影响下，基层工作者会建构出工作任务负担、工作环境负担、职务晋升负担、行政问责负担、家庭生活负担五类负担；这些负担相互之间存在的叠加效应给基层工作者带来更为复杂的负担影响；在自我调节能力和组织支持程度的干预下会产生负担弱化、负担聚焦、负担交叉与负担放大四种调适分化类型，并最终分别导致基层工作者的积极作为、消极怠政、积极抽离与消极内卷四种分化效应，且四种效应处于动态转化之中，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     

政治动员视角下西班牙呼声党崛起路径研究

西班牙呼声党的崛起,不仅反映出了近年来西班牙政党政治生态的民粹化转向,而且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提供了一种从政治动员维度审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可能性.呼声党的政治动员,不仅是一种选举策略,更是将其行动植根于自身的价值立场之中.这种政治动员包括话语建构与行动策略两方面,前者包括呼声党对宏观形势的危机化解读、贴近生活的议题设置、话语结构的二元化构成与极简的叙事风格,后者则包括与选民建立直接的联系、积极拓展传播渠道、刻意制造焦点事件、谋求外部支持合作.呼声党的崛起对西班牙传统政治格局构成了冲击,并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西班牙的政策选择和外交倾向.     

社会场域理论视角下资本与权力互动:实现社区良善治理形态进路分析

社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空间,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关系网络,即场域,资本和权力是社区治理场域的主线。资本和权力是一种动态的关系,这种动态关系生成了四种不同的治理形态,即双向互动治理形态、权力主导治理形态、资本主导治理形态和双向缺位治理形态,其中双向互动治理形态是社区治理的理想状态。而实现社区良善治理形态首先需要理顺场域内诸要素的关系,使场域成为一个良性的动态关系网络,还需要促进场域资本培育和完善场域权力结构,实现资本与权力的良性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引导良性治理惯习的养成,培育社区治理场域的道德逻辑和实践逻辑。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实现“中国梦”的牵引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当今时代协调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中国梦"是团结凝聚亿万人民努力奋斗的精神旗帜,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精神秩序建构的新型组织化基础——培育发展社会公益组织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意识形态的功能,究其根本,就在于建构人们的精神秩序。作为广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的生成、配置和渗入,都需要通过相应的组织和机构支持才能实现。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配置和渗入也同样需要相应组织体系予以支持。然而,之所以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为了应对市场经济建立之后的社会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不仅体现在价值观念上,也同样体现在组织     

问题导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

问题导向,就是以发现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为根本指向,以解决重大问题为根本着力点,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前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过程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正是以问题为导向,我国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程中逐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街道职能改革视角下社区治理模式的建构

街道工委和办事处的工作方式是影响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扩大街道职能、削减街道职能和将街道职能融入社会网格等街道职能的不同设置方式,对于形成不同的社区治理模式起到重要作用。上海模式、建邺模式和栖霞模式是因街道职能设置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社区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比较这些社区治理模式的目的,不仅在于探讨好的社区治理的标准和样式,更在于通过比较不同模式所能带来的治理绩效,探讨街道职能改革和增进社区治理效益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