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与“后钓鱼时代”的执法困境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研究

作为一种执法方式,"钓鱼执法"根源于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尤其是因出租车管制而加剧的黑车泛滥以及由"取证难"引起的执法难题。上海"9·6事件"和"10·14事件"发生后,不负责任的专家意见、情绪化的媒体舆论以及政府有关方面的应对失误等多方面因素错综交织,把两起普通的"错钓案"放大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叫停"钓鱼执法"的直接后果是迫使执法机关陷入"后钓鱼时代"的执法困境,而复活"机会提供型"的"钓鱼执法"、规范"私人执法"、重新界定"非法运营"则是突破困境的法律对策。     

反垄断私人诉讼困境与反垄断执法的管制化发展

中国反垄断法私人诉讼的发展与预期落差巨大。原因在于,反垄断法私人诉讼强调法院的作用,但法院受限于司法机构的根本性质,存在难以调节原被告力量失衡、对于特定行为无法救济以及救济不及时的问题。相比之下,反垄断法行政执法机构具有资源与权力配置上的显著优势。更重要的是,现代反垄断法执法的不断发展和演化,使原来简单判断是否违法的执法方式向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为目标的管制方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建立独立的反垄断执法机构、颁布反垄断指南、广泛采用同意裁决、深入运用经济学分析等都是具体表现。与之相应,当反垄断行政执法占据中心地位时,为了确保其不偏离反垄断法的目标,须建立完善的行政机构内部执法程序以及司法审查程序,进行有效制约。     

论吸食新型毒品的管制

近年来,我国新型毒品有取代传统毒品的趋势。政府对吸食新型毒品的管制可分为出现法律真空、以地方管制为主、调整和统一戒毒模式三个阶段,具有受管制的新型毒品种类不断扩大、吸食新型毒品的管制日趋严厉、寻求司法与社会、医疗体系间的紧密合作三个特点。当前吸食新型毒品管制存在的问题是：强制隔离戒毒放大了惩处威慑功能、社区戒毒与社区康复管理措施不配套、自愿戒毒增加了复吸重罚的可能性。应转变理念,坚持人文关怀精神;明确社区戒毒定位,制定配套措施;鼓励自愿戒毒,减少管制成本。     

通过发展型社会管理应对体制性风险

社会管理在政府目标职能中的浮现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进入矛盾多发期的基本现实,而当下对社会和公共安全风险的强烈关注,则意味着转型社会内蕴的更多不确定性正在被人们明确感知。     

论落马洲河套地区之法律适用和入境管制

“落马洲”已属香港的行政区域并适用香港法律,但其归属之合法性仍有存疑。为以法治精神使“落马洲”的入境管制做到依法行政,兼顾人口控制、人权保护和地方利益,必以《基本法》为原点进行分析和构建,开放和封闭模式固不足取,有限开放模式下,立法会应运用《基本法》和1999年“人大释法”的相关内容中所蕴含的立法裁量权,遵循平等和自由,设定或授权特区政府制定与居留权无涉并与非永久性居民可转化的特殊许可。     

经济法的发展方向:建立和谐经济法体系

目次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关系二、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矛盾关系三、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管制权与企业自主权的矛盾关系自改革以来,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现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宪法及宪法相关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经济法、社会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部门法所构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与此相适应,各个部门法还应当有自己的体系。与传统的法律部门相比,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的部门法,它的体系如何构建,构建了又如何发展,仍然存在着争论和困惑。对于什么是经济法体系,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笔者倾向于认为,经济法体系是指由     

土地用途管制：悬在土地流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违反土地用途管制的土地流转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探究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我国《土地管理法》确立的土地管理基本制度之一。土地流转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一个方面,亦应遵从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合同内容违反土地用途管制的土地流转应认定为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而归于无效。合同履行中单方违反土地用途管制的为土地流转的违约情形和合同法定解除事由。违反土地用途管制的土地流转不仅会引起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重合,而且两种责任在责任承担方式上亦存在重合之处,这时应优先适用行政责任。司法实践中宜对土地用途管制作适度的扩张解释。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通告

甬政告[2011]9号宁波市2011年度计划指标第十七批次(东钱湖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项目《征收土地方案》已经于2011年10月22日获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征地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法律救济的规则选择: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卡梅框架的法律经济学重构

法律经济学上的"卡-梅框架",是从法益保护的效果模式出发,对法律规则做出的一个类型划分。其原初结构是以法益的转移自由和定价意愿为标准划分的"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禁易规则"。通过引入法益的初始归属和限价方式两个新的划分标准,可以增添"管制规则"和"无为规则"两个新的类型,扩展和重构"卡-梅框架"的救济分类和规则结构。这五类规则构成了法律经济学上可供选择的一个"规则菜单"。一个社会在特定领域的规则选择,对应着国家权力干涉社会生活的不同程度,体现了法律背后的观念变化和权力博弈。对于法律救济规则分类与效率比较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现行法律的学术理解和制度完善。     

浅析突发事件中的信息自由与信息管制

信息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理当受法律保护,但基于个人隐私、国家利益、社会安全等法理,对信息的搜集、传播、公开,进行一定限制也是必要的。以我国突发事件中政府保障信息自由和限制信息流动的实际为出发点,透过比较法的视角,对政府在突发事件中保障公众信息自由的适宜路径,政府实施信息管制的正当性法理、具体标准以及程序要求等法律问题进行探索,具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