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信诈骗案中的异地侦查协作

在公安机关侦破电信诈骗案件的异地协作工作中,存在着侦查方法与侦查制度不完善的缺陷。电信诈骗活动地域的无限性和侦查管辖地域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异地侦查协作瓶颈的根源,由根源滋生出来的原因较为复杂且影响异地协作的效益,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地方保护主义和无偿性原则的制约。针对电信诈骗案的传统侦查模式的缺陷,需要创新侦查策略——从协作的基础、协作的框架与协作的制度三个层面予以完善,协作的制度是异地协作的核心。     

俄罗斯电信产业现状及走势

俄罗斯电信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突出表现在移动通信、卫星通信、宽带服务等方面,但同时也出现了增长速度放缓、产业标准不统一、对外开放度下降等问题,尽管如此,俄罗斯志在建设欧亚数字枢纽的雄心未变。     

论电信诈骗案件信息研判——以＂10．11＂专案信息分析研判为视角

“10·11”专案是电信诈骗案件的典范,在其侦查过程中,犯罪情报信息分析研判起了很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侦查线索、串并案件、甄别犯罪嫌疑人、掌握犯罪动态等方面。与普通刑事案件情报信息研判相比。电信诈骗案件情报分析研判有自己的特点,体现在注重对银行卡号、款项去向、网络数据和通信数据的分析。注重时效性和专业性等。因此,电信诈骗案件分析研判,可从通信信息、网络信息、资金流向和犯罪嫌疑人身份分析入手,运用数据挖掘、数据碰撞、数据关联分析和综合分析等方法。为发现案件突破口、明确侦查方向奠定基础。     

电信诈骗犯罪侦防对策研究

电信诈骗犯罪是诈骗犯罪新的表现形式,通常分为通信诈骗和交易诈骗两类.电信诈骗具有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犯罪成本低、涉案金额大,涉案人数多、波及范围广,案犯年龄低、文化程度高等特点;电信诈骗犯罪也表现出诈骗手段不断升级,作案日益隐蔽,智能化程度日趋增高,跨境作案日渐明显的新趋势.侦破与防范电信诈骗犯罪也存在诸多困难.因此,在侦查对策方面,我们应当梳理侦查线索,获取犯罪证据,推断案犯身份,确定作案人,深挖余罪和同案犯;在防控对策方面,我们应当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舆论宣传,强化公安信息化建设,密切与有关部门的协作和加强国际,区际刑事司法协助.     

论电信诈骗犯罪

电信诈骗犯罪,是指行为人利用信息技术实施欺骗行为,使受害人陷入或维持错误认识,受骗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遭受财产损失。其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犯罪对象仅限于财物。     

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刑民责任的衔接困境与协同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6条规定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帮助的违法犯罪人员需承担民事责任,但关联犯罪财产性判项中基本不包含责令退赔的内容,此类案件也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刑事诉讼对被害人民事权利救济不足,造成被害人选择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但是“刑民并行”模式易造成司法资源反复消耗及程序空转,且不利于众多被害人的平等保护。司法机关在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时,不应囿于刑民二元的惯性思维,可在法秩序统一理念下,灵活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统筹协调刑民责任,协同发挥两种责任的功能作用,最大限度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     

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难点与应对——以分类分层处理为视角

基于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所呈现的犯罪组织形态复杂化、犯罪踞点跨域化及技术手段智能化等趋势特点,该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认罪”范围确定难、“从宽”尺度把握难、量刑要素平衡难等诸多难点。应以“分类”处理还原拆解产业模块,准确定罪,以“分层”处理厘清犯罪组织、个人层级,为该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体系清晰的底层结构,进而探索建立“认罪”范围的判断标准,设置“从宽”减让梯度以及明晰共同犯罪量刑平衡的具体规则,回应纾解制度适用的现实难点。     

电诈案件中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证明机制

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目前逮捕社会危险性的证明逻辑并不清晰,证明机制有待完善。逮捕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是依靠基础事实对程序法事实进行的一种推定证明。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逮捕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影响证明逮捕社会危险性的大部分基础事实与逮捕适用具有相关性,法律规范中规定的情形以及办案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基本符合实证分析结果。完善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证明机制,在总体上,应当坚持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在具体路径上,应当完善各类案件中基础事实的验证,厘清基础事实与社会危险性的证明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