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与平等:论“儒家式民主”的理论开展

儒家思想与民主制度在本质上并不矛盾。维护他人的权利是儒家本有的"仁"之思想应有之义,而民权即是仁道之政治实现,也是仁道之最大化。儒家"仁"之思想中的恕道以及以仁为基础的"天命"、"民意"思想可以发展为对民权的维护。礼所要求的"谦德"可以视为一种积极的平等思想。"礼"在尊贤意义上的差异性是儒学现实主义的表现,是对政治哲学独特之贡献。儒家思想资源可以给现代民主制度提供更加坚实的道德与伦理基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方式民主的缺陷。     

论纪昀的生死天命思想

生死天命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纪昀也提出了他的天命思想。本文试图从＂自古无不死之人＂和＂生死由命＂两个方面探讨纪昀的生死天命观。     

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辩证思维解读

"先行到死中去"与"良心的呼唤"是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中的两个重要命题,它们从人的人生观方面、主观主义角度来揭示西方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和心里呼声。二者同时也包含着辩证思维的逻辑,"先行到死中去"具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意向,"良心的呼唤"具有现代性批判的实践意向,两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天命论”视野下的洪宪帝制

洪宪帝制前后,社会上分三大阵营对传统的"天命论"展开了借用。一是倡行帝制的帝制派;二是反对帝制的反帝制派;三是置于二者之外的舆论界。帝制派的借用侧重于建构帝制理论;反帝制派着力于解构帝制派的理论;而舆论界则持相对超然的立场,注重表达现实观感。透过对"天命论"的借用,可折射出民初之世社会各界对于传统观念的普遍心态。     

古代中国“天学”视野下的天命与法律价值革命

“天命”是古代中国“天学”中的一个极重要范畴。在“天学”视野中,“天命”观突出表现为“可知不可改”和“可知可改”两种。二者虽互为交叉,在古代中国却有不同的主流时段,并在法律价值上表现出截然相反的面目和内容。殷商之际由天象昭示的天命发生转移,法律价值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革命,即从“非人性”转向“人道性”。特别是天学视野下天命观中的“天德”之本,即“民之所欲,天必行之”的思想,使得法律价值于人性的关怀和生命的尊重有了理论甚至实践上的终极表达和保障。     

试析先秦儒家“贤人政治”思想

"贤人政治"思想是儒家所提出的治国方略之一,其从儒家的核心点"礼"、"仁"出发,构建了一个逻辑的统治体系,其最终的目的仍然是维护封建的君主专制。"贤人政治"思想的提出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在当时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并对历史的前进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由“三五”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思想

关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思想,学界讨论不多且欠深入。我们认为,《史记.天官书》是该思想的集中体现,由其中的＂三五＂之说可知,＂究天人之际＂思想的实质就是究＂天命＂,重在探究人类社会变化特别是＂王权更迭＂是如何受＂天命＂支配和控制的。司马迁推究＂天命＂最主要的手段是《天官书》所阐述的星占学,此外,还有历法、日者、龟策、封禅等。尽管司马迁有怀疑＂天命＂的个别论述,但就《史记》全书的基本思想来看,司马迁是相信＂天命＂的。     

有“畏”方能有“为”

敬畏，是对人对事的一种态度。常言道：官有所畏，业有所成。领导干部保持敬畏之念，不仅是一种人生智慧，更关乎党性修养和作风品行。邓小平同志曾说，共产党员“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所谓“怕”，就是敬畏。实践证明，那些所谓天不怕地不怕的领导干部，即便现在不出问题，也难保将来不出问题；即便在这个地方不出问题，也难保在别的地方不出问题。而那些时刻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自觉做到防微杜渐的有“畏”之人，才能真正有所作为。正所谓，当官之人，有“畏”方能有“为”。     

敬畏也分对错

敬畏,大抵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有无敬畏,二是敬畏什么。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普罗大众,敬天敬地敬父母,畏道畏法畏自然。但现在有些人,的确“心有所畏”,也“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却畏神明不畏法度,敬权贵不敬规则。错了对象,迷失了方向,也就走入了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