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健在前总统晚景凄凉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逝世,引起了许多人对韩国健在的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和金泳三的关注。他们的晚景都较为凄凉。全斗焕交不起罚款1988年全斗焕下台,1996年8月,首尔地方法院以主动参与军事叛乱和内乱罪、谋杀上司未遂罪及受贿罪,判处全斗焕死刑,后来改判终身监禁,同时处以2.76亿美元罚款。     

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化理念与实现

监禁处遇对于未成年犯罪人而言更意味着消极性,而不是积极性。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尽量避免监禁,已经成为各国少年司法制度共同的理念。非监禁化应当包括三个紧密联系的环节:市前的非监禁化、刑罚选择(量刑)的非监禁化(包括监禁刑的避免适用和虚置)、刑罚执行的非监禁化(行刑社会化)。实现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化理念应当推行转处制度;建立健全少年保释制度,提高未成年人取保候审率;尽量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和非监禁刑,提高缓刑适用率;行刑社会化,开展社区矫正。在推行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化理念改革中,应当完善风险评估与责任制度,完善非监禁化的社会支持系统。     

两度出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

“文革”初期，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保护了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及专家、学者。但傅崇碧也由此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人的不满。1968年3月23日，在震惊全国的所谓“杨、余、傅事件”中，傅崇碧被监禁到沈阳、吉林等地长达7年之久。1974年经毛泽东亲自过问和批准，才得以恢复名誉，重获自由。1975年，傅崇碧被重新任命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自由环境中未成年罪犯矫治方法初探

未成年犯罪是犯罪群体中特殊的一类。随着未成年犯罪的日益突出，对犯罪少年的矫治已显得非常重要。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规定：“应使主管当局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处理措施，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监禁”，我国的刑事法律也有类似规定。     

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实行非监禁处置的思考

检察机关通过履行职能,对未成年人实行非监禁处置,不仅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能有 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但在司法实践中也遇到不少困惑,笔者就此提出管见。     

法国的监狱

<正> 法国巴黎大学让·菲瓦尔是研究监禁制度的专家、评论员,他在1981年写了一本题为《监狱的迷宫》书籍,专门研究监狱制度、囚犯、监督人、司法权及他们的相互关系。书中有监狱组织和活动信息的综合材料。作者试图回答当今刑事惩罚、剥夺自由的前景如何?该书首先研究了法国的监禁机构。作者写道,收容犯人最多的绝大多数监狱是看守所。在法国,这样的监狱总共有145个,其中94个监狱有100个位置;40个监狱有101—300个位置;6个监狱有301—500个位置;5个监狱有500多位置。1980年1月1日登记造册的35,671     

论监禁的困境与改善

监禁通常有两个方面的价值取向 :惩罚和矫正 ,但研究表明 ,在许多情况下 ,监禁并不能实现这些价值取向。这是因为监禁先天性地存在着缺陷。监禁使罪犯与社会隔绝 ,从而导致他们与社会的心理疏远 ,难以达到改造、矫正的目的。因此 ,应该从加强社会化的角度来考虑减少监禁缺陷、改善监禁效果的办法     

单独监禁问题介评

随着废除、限制死刑成为全球性的主流刑事政策,各国纷纷将单独监禁作为针对重刑犯的刑罚执行方式。单独监禁的历史在西方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教友会的独处制度。单独监禁的惩罚性体现身体与心理两个方面,其严厉性与死刑相比较也几无差异。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以及重要的地区人权机构已经将之视为残酷、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处罚。在单独监禁的背后,还隐藏着政治家一些不愿意公诸于众的东西。     

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刑罚执行完毕前发现漏罪如何确定刑罚

一、分歧意见上述案例涉及到无期徒刑减刑后,刑罚执行完毕前发现遗漏犯罪事实如何适用刑罚的问题。客观地讲,以往无期徒刑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减刑、假释标准宽泛而使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实际终身监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1]这意味着,实践中"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在刑罚执行完毕前发现遗漏犯罪事实"的情况不应是个例。但在实践中,对于此种情况下应当如何对罪犯准确适用刑罚却存在一定争议,通常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FBI:横跨全美打击儿童色情犯罪

2014年6月23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再报战果,在其刚结束的为期一周的解救被迫卖淫儿童行动中,又有168名儿童获救、281名罪犯被抓。这已是FBI自2003年起开展的第8次专项全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