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相对方权利制约行政权的若干思考

“权力制约权力”模式 ,即立法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具有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行政相对方权利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克服这一模式的局限性。中外学者已间接或直接提出了权利制约行政权的观点 ,并在各国法治实践中得到体现。行政相对方权利制约行政权的具体运作主要表现为 :预防行政权的滥用 ;抵抗行政权违法行使 ;促使行政权合法、适当运行 ;促使违法、不当行使的行政权得以纠正。     

试论法官同质化

法官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条件之一。实现法官同质化对于保障法律精神的实现 ,法律的高效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应从坚持司法相对独立入手 ,通过建立严格统一的法官培养程序推进我国法官同质化进程。     

浅谈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管理活动是行使国家行政的活动,这种活动必然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行政管理部门在实施对社会经济的组织管理时,有可能损害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因而要求行政管理部门必须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不仅要求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行使行政权,而且还要求其必须承担因其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而承担法律后果就必须明确主体,如果主体不明确,则必然权限不清,职责不明,因而也无法承担责任,所以依法行政首先要求复杂多样的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行政主体资格的确定。我国的国家行政机关中央一级的有国务院、国家各部委各委员会等;地方各级的有地方各人民…     

强制猥亵罪中“其他方法”的理解与适用——以上海首例“咸猪手”案为例

从强制猥亵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出发,本罪中的"其他方法"兜底条款应具有"相对从属性"。强制猥亵罪的原因行为应划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创设状态型",即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使被害人处于一种不敢反抗、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状态,然后强制猥亵被害人;另一类属于"利用状态型",即行为人利用被害人本身处于一种不敢反抗、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状态,然后强制猥亵被害人。将"利用状态型"解释为本罪中的"其他方法"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从刑民实体判断看交叉案件的诉讼处理机制

鉴于刑民实体关系的处理对司法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审理顺序的直接影响,刑民交叉案件应当坚持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视角考察。在交叉案件的实体判断中,法秩序的统一不在于保持违法概念、违法判断的一致,而在于维护"合法"判断一致。强行将民事违法性作为刑事违法的判断前提,极有可能想当然地以合同无效、过错等充实尚无定论的民事违法性,反而导致了刑事违法判断的"失真"。在交叉案件的审理中,裁判的统一是客观事实的最大限度统一而非客观事实和法律评价的完全一致。贯彻了违法判断(相对)独立性的"刑民并行"模式既尊重了审判的独立性,也有助于避免因案件受理顺序的不同而导致裁判结果不同,是更为合理、高效的诉讼处理机制。但是,当刑民审判存在先决关系时,作为交叉案件审理例外模式的"先刑后民"和"先民后刑"具有一定妥当性。     

新时代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的逻辑、困境与路径

治理下乡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乡村社会的延伸拓展和普及覆盖,是基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作出的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时期和贫困治理新阶段,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清晰的理论逻辑、必要的出场逻辑和创新的再造逻辑等多重逻辑支撑。推动建立反贫减贫的长效机制,亟需打破制约贫困治理的传统困境、战略困境、转型困境和实践困境。有效实现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要以多元主体归位激活精准扶贫的内源动力,以治理思维革新推进精准扶贫的理念转变,以治理体系重构优化精准扶贫的靶场生态,以治理技术迭代推动精准扶贫的智慧治理,实现治理与扶贫的耦合发展,以治理下乡推进扶贫事业迈向新征程。     

中国公共卫生财政资源分配公平性研究——基于社会剥夺的视角

"社会剥夺"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概念体系,本研究旨在基于社会剥夺的视角,对中国公共卫生财政分配的公平性及其公平性缺口进行定量评估.研究发现中国大部分西部和中部地区比多数东部地区具有较高的社会剥夺水平;较高社会剥夺水平的地区,其居民健康需求也较高;中国公共卫生财政资源地区间分布的公平性较差且部分地区公平性缺口较大;但公平性有逐年变好的趋势,这主要归功于政府对人均投入均等化的关注而并非对居民健康需求差异的关注.建议在新一轮医改中,政府应对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准确定位;应逐步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平等可及的转移支付机制,重点关注农业人口比重较大的地区,优先支持公平性缺口较大的地区;尽早开发科学有效的财政资源分配工具等.     

对和谐感培养的新认识

加强培养人们高度而适度的和谐感,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但只强调"强化"的培养模式应予以反思。要改善和谐感的培养,应对"强度的划分"、"培养的定位"和"对策的选定"等三个问题作新的研究。     

论刑事和解在我国相对不起诉制度中的构建

刑事和解和相对不起诉都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终止刑事程序的效力,将刑事和解作为检察机关是否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的考量因素,有利于弥补传统刑事司法体制对于被害人利益保护的缺失,促进刑事司法整体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