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重庆打造成“西部最大的特区”

“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样板。如今，中国各地已经进入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的新阶段，迫切需要有“综合改革试验区”来取得对外开放和制度创新的先行先试权，为我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探路。尽管西部开发成绩有目共睹，但东西部差距还呈现着继续扩大的趋势。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的出台，表明区域竞争格局在变化，原有的西部大开发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因此，西部开发，更需要有中央特殊的关怀和特殊的政策。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浅探

我国由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居民收入差距,总的来说呈现上升趋势。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地区间、行业间收入差距也在扩大。究其原因主要有:市场机制的缺陷所致;政府调节手段不健全;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性所为。因此,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必须完善市场机制,缩短机制转轨过渡期,减少行业垄断;加强政府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加强社会对收入差距的调节。     

政工干部素质“实然”与“应然”差距分析

政工干部素质"实然"与"应然"存在差距,主要是政工干部素质目标因素、环境因素和政工干部队伍本身因素造成的.缩小差距,应从确立科学的政工干部素质目标体系、优化政工干部的成才环境、挖掘政工干部内在动因三个方面着手.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税收对策

征收个人所得税是缓解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矛盾的有效办法.但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不够完善,常常出现"管得住工薪阶层,管不住新生贵族"的现象.当前只有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增强公民的纳税意识,"锁定"关键纳税人,才能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独特作用.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消费需求

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学中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课题,同时又是一个现实的经济学研究课题。对任何一种经济来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水平、分配结构既表现为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影响甚至决定经济发展和体制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双重过渡"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逐渐深化,由于"双重过度"时期里制度和非制度的因素,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消费需求问题越来越成为理论研究和社会、政府关注的焦点。     

论财政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

一、地区发展差距形成的财政原因 1.财政体制原因 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总是呈现出某些差异,而其中政府的财政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尤为显著.从1980年开始,为提高地方政府当家理财、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中央对地方实行了以"分灶吃饭"为基本特征的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体制,并于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此后便形成了现行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这种转移支付制度主要存在三大问题:     

相对合理主义:传媒与司法冲突衡平之向度

传媒是传播信息的媒介或方式,表达自由始终是传媒价值选择之核心。司法是法定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具体适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性活动,司法的核心价值观应当体现为对公正的不懈追求。传媒适当监督司法,有利于司法公开和司法民主,但传媒监督异化也会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对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平衡中,逐渐形成了司法对传媒宽容论与抑制论两种倾向。中国语境下司法对传媒无法过度宽容,亦无理由过度抑制,在司法对传媒激进的抑制与消极的宽容之间,相对合理主义可以为问题解决提供一种可能的范式,我们应当通过实现传媒自由基础上的自我克制与司法独立基础上的程序正当来衡平传媒与司法的冲突。     

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差距问题研究

西部大开发 ,人力资源开发是其根本保障。但是 ,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状况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严重制约着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提高。究其原因 ,主要受到体制、收入、地理、基础设施和观念等诸因素的影响。尽快缩短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差距 ,必须树立正确观念、借助多方力量、采用新机制和新方法     

我国义务教育校际差距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然而,由于教育投入总体水平较低、教育投入结构以及教育投入地区分布不合理,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校际之间的不公平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正确认识我国义务教育校际差距的现状和原因,通过制定相应的干预政策和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     

生态文明视阈下环境集体抗争的法律规制

环境集体抗争的处理应以法律规制为主,非法律途径的处理具有暂时性、不稳定性的特点。相对剥夺感是集体抗争产生的根本原因,法律失灵是推动要素。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抗争,就必须遵循生态文明理念抑制相对剥夺感的产生,遵循合法行政原则、人权保障原则、比例原则、风险预防原则和私力救济先导、公力救济保障的原则,从保障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三个层面完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