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官民共治

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实质,就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简单地说,就是官民共治。这些年来,包括政治学界在内的中国知识界越来越重视并倡导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或官民共治。这绝不是知识分子的标新立异,也不是他们不懂中国国情,更不是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结果,不是西方的“陷阱”,不是所谓的“杂音”和“噪音”。恰恰相反,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为推动社会政治进步所承担的历史责任。     

民主与科学百期文萃

为纪念《民主与科学》杂志创刊百期，民主与科学杂志社编辑了《（民主与科学）百期文萃》一书，全书近50万字。该书汇萃了《民主与科学》自1989年创刊以来的百位专家学者撰写的近百篇文章，分为“科学篇”、“民主篇”、“关注篇”等几大板块，内容详实，文笔生动，可读性强，反映了《民主与科学》百期历程中知识界的一些理性思考和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     

郑永年:解释中国

在郑永年看来,缺乏认识自身、解释自身的知识体系正是中国始终无法走出历史循环、成功转型为现代社会的症结所在。"我希望活到100岁,好好地做学问,把中国解释清楚。"清晨,广东顺德一家星级酒店的咖啡厅,宁静而优雅。落座后,随口谈及近期的社会问题,郑永年马上打开了话匣子,一口气说了很多,时而流露出惋惜的神情。     

知识分子与文化先觉

当今,文化自觉作为社会发展的必需,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文化自觉是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与文明的意义和必不可少。然而,对于知识界来说,只有自觉还不够,还要有先觉,即文化的先觉;因为知识分子的性质之一就是前瞻性和先觉性。在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中,最先自觉的应是知识分子。文化先觉是知识分子的事。文化先觉是指知识分子要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沿,关切整个文化的现状、问题与走向,     

西方知识界反省资本主义

即使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欧美国家,知识界批判资本主义的声音从没有停止过,而马克思主义始终都是西方学者用以研究当代社会的有力武器。但是,表面上的物质繁荣常常蒙蔽大众的眼睛。因此,全球曾弥漫着一股崇拜资本主义制度的情绪。然而,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声浪再次冲破象牙塔,引起社会各界的深切关注。     

要重视国民精神世界成熟问题

今天的中国尚缺乏思想启蒙的氛围和土壤。中国应该有一批知识界人士站出来,帮助国民理清民族集体精神世界深处的一些盲点。     

陈寅恪的三个弟子

陈寅恪被中国知识界誉为“教授的教授”，他一生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历时33年，弟子满天下，其中不乏季羡林、周一良这样的文史大家。在陈寅恪众多的弟子中，有几个人是颇值得一提的。     

昂首踏上时代的列车——浙江省知识界人士联谊会工作纪实

走进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黄廉熙律师的办公室，陈列着各种奖杯奖牌和荣誉证书，其中有一块牌匾特别醒目，赫然印着“浙江省知识界人士联谊会”，在这个知联会中，黄廉熙担任副会长。     

周有光：百岁公民教员——写给《朝闻道集》

周有光《朝闻道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年11月）终于出版了。周老在105岁之前对时代、历史、社会、人生的观察与思考，向后来者和晚辈们提交了一系列独特的诠释和新的视角。这恐怕不能不算是当前知识界的一件大事。     

“知识越多越反动”不是“四人帮”的首创

文革中，“四人帮”疯狂迫害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成了继“地、富、反、坏、右、资……”后面的“臭老九”，“四人帮”呼喊“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中国人以自己是“大老粗”为荣，这种愚昧反智文化的推广，造成了中国知识界整整一代的断层，严重阻碍了经济与科技事业的发展。因此许多人以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是四人帮的首创。然而，“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一理论竟然是来自斯大林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