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论中国化的一次理论尝试——论金岳霖的所与观

中国现代哲学家在把西方哲学中国化或把中国哲学现代化的理论实践中,逐步创造和形成了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意识或独立性格。知识论是西方哲学的重要内容,金岳霖以其颇为独特的知识理论,为知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质疑和批判了西方现代经典的知识理论,否认在感觉者与外物之间有任何认知中介物存在的必要性;还进一步表明思想或心灵对外物的概念化能力可以是直接的、内在的和客观的,不会受到外在的限制;并说明外物与心灵这两个异质的领域之间可以是双向开放、相互融合的,要想恰当地理解或解释自然事物,就不能对思想或心灵的认知能力加以无谓的限制或束缚。     

作为知识论的知识考古学

作为一种知识论,知识考古学引入了话语和实践使之区别于传统的科学史和科学认识论。相对于科学史,考古学是从话语角度来看待科学的;相对于科学认识论,考古学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待科学的。考古学对于传统科学史和科学认识论的改造,其目的就在于取消主体。考古学是一种无主体知识论,这直接表现为对历史连续性、真理和起源的反对上。考古学有着对知识、科学的独特理解。考古学无主体知识论对主体的否定,从根本上颠覆了现代认识论,不再属于科学认识论的范围,而是一种“反科学”。     

意识形态转型:从政治意识形态到科技意识形态

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转型,科学技术成为了意识形态。科技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在理性基础、特点、运行机制、功能等方面不同。科技意识形态的产生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做出回应。面对冲击和挑战,必须实现对马克思文本从知识论向生存论的重新解读。     

“所与”与知识论中的基础主义——兼论牟宗三的知识论前提思想

受张东荪与C．I．刘易斯影响，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先生在其早年知识论著作《认识心之批判》中，也是将经验性的“直接的呈现”作为知识论的前提和材料，而“直接的呈现”与“所与”密切相关。诚然，牟宗三的作为知识论出发题材的“所与”理论与张东荪、金岳霖的具有诸多区别。但他的知识论前提思想却昭示出如下一个客观事实：如果我们采取一种弱的基础主义的立场，知识的建构必须得有出发的起点，这个起点即是“所与”，这样的“所与”是主客体共同作用所产生的东西，即所谓的“直接的呈现”，它是我们从事认识活动所从出发的题材。     

哈耶克的个人主义观及其理论困境

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哈耶克是个忠实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哈耶克的个人主义观主要表现为知识论的个人主义、反原子论的个人主义、祛除强制的消极个人主义以及普遍主义的个人主义等四大特征.哈耶克的个人主义观必然使其陷入被边缘化的"社会"、"孤独的个人"、宽容与不宽容的悖论以及近于非人道主义的困境之中.     

默会知识:对言不尽意的一个知识论解释

言不尽意是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和宗教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命题。默会知识理论为这个传统命题带来了新的视角,提供了一种现代知识论的解释。个人的默会知识,特别是对事物本质的整体性领悟是不可言传的,但它类似技艺却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承。在道论这个传统文化的知识信托框架中,言不尽意是其一部分,并已成为一种上层知识。通过区分事物的存在与本质、本体与属性,我们区分了对道和意的直接言说和间接言说,而为了实现更充分的尽意,则可以采取补充语境、形象辅助、诗性语言、指明线索等间接方式实现对语言局限性的克服。     

现代哲学的默会知识论与传统儒家的理想人格论

揭示传统儒学理想人格论蕴涵的默会维度,应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其理论潜力。     

比较政治与国家治理北大核心CSSCI

尽管在国外的政治学文献中国家治理是一个较少使用的概念,但是国家及其治理却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学和比较政治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在政治哲学中,国家治理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国家观的探讨和总结。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主要形成了统治国家观、伦理国家观和自主国家观三种观点。统治国家观认为国家必须垄断暴力,伦理国家观则认为国家是伦理理念发展的最高阶段。在经历了家庭的分化和市民社会的中介之后,     

知识论居先与本体论居先--中国现代哲学家对本体论与知识论之关系的两种见解

在本体论与知识论之关系方面,中国现代哲学家主要持两种见解:一种见解是主张以本体论迁就知识论,可称为“知识论居先”之立场;一种见解是主张以知识论迁就本体论,可称为“本体论居先”之立场。前一种立场以张东荪等人为代表,后一种立场以金岳霖等人为代表。文章认为“知识论居先”的立场更合乎现代哲学的精神,更有利于中国哲学的“知识论转向”之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