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震荡与重塑中的国际安全秩序

2018年,在各种因素联动作用下,国际安全形势反复震荡。"贸易战"愈演愈烈,大国竞争、对抗加剧,传统安全加速回归,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国际安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全球安全治理面临机制受冲击、理念被动摇、目标难达成等严重挑战。国际社会中改革现有安全秩序的呼声愈加强烈,为新安全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机遇。2018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趋稳向好,多个热点降温。国际安全呈现出的新特点、新挑战、新机遇是近年来世界形势量变不断加速发展的最新结果,也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内涵外延发生变化的反映,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在全球安全治理上不断凝聚共识、锐意改革,是重塑国际安全秩序的关键。     

中国传统礼的秩序观之现代价值分析

贯穿古代社会的“等级”观念对于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及文化的影响可谓积厚流广,但是其内涵却常被现代人错误解读.等级制并非身处统治阶级的特权者对平民的剥削和压榨,它其实是一种对等、双向的行为规范——无论社会身份的君臣、官民,还是家庭身份的夫妇、父子,都应严格遵守那一套由自己身份所决定的行为规范,从而形成国家良好的秩序和风俗.作为后来者,我们不仅不应鲁莽地批判一个在传统社会中达成共识的理念,而且应探求它的合理性、生命力及重塑的可能.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理解与适用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法定犯罪,具有与传统犯罪不同的法益结构。在保护层和背后层观念的提示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益是双重法益,一是指投融资秩序法益,二是指投资本金(本物)的返还请求权法益。两个法益具有前后结构。在"双重法益、前后结构"的分析框架下,需要结合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罪与非罪、犯罪形态、犯罪数额、与集资诈骗罪的区别等司法适用问题展开具体分析。     

政治问责、问责政治与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变革——读《民主问责、政治秩序与变革》

以当今代议民主制国家日益见长的问责诉求,尤其是在政治秩序尚处于转变过程中的欧盟为研究背景,奥尔森重新审视主流的问责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并提出基于组织理论的制度视角探究民主问责、政治秩序和制度变革间的理论关系,这显要推进了问责理论的发展。奥尔森认为,在政治秩序稳定的国家,民主问责通常是非政治性的、技术性的、例行的政治问责,而在政治秩序尚不稳定的国家或政治秩序稳定的国家的例外和活跃时期,民主问责则易演变为操纵、形象经营、争权夺利的问责政治,这些反过来又会稳固或是动摇政治秩序的认知根本、规范根本和威权根本,从而引起制度的稳定或变革。此外,奥尔森在书中对制度、政治秩序、政治生活的不明确性和不确定性、政治言行分离、公民参与问责、人民主权等民主问责实情问题的探讨,不乏启迪意义。     

城市社区治理工具的选择行为、准入秩序和运作逻辑

政府治理工具的获取、选择和运用直接关系到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性,是城市社区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事实上,当政府以治理工具介入社区治理时,恰恰是其对治理工具的认知、抉择和运用引致一系列意外后果,或者说,这些意外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治理工具的选择行为、准入秩序和真实运作。由此,面向社区治理,治理工具的选择行为、准入秩序和运作构成重新审视和思考治理工具本身的分析框架。其中治理工具化为三种性质的选择,分别是组合主义的思维和行动框架形成作为政治过程的选择、形式理性和本质理性演绎而成的作为理性的选择、以结构化过程和制度形塑行为为主旨的作为制度安排的选择。同时,在社区治理中,治理工具的准入秩序以组织政治的秩序框架为核心议题,通过四种机制的演绎来催生和促成治理工具准入秩序的合法性运转。另外,结构性均衡、规则性协同以及策略性合作构成了治理工具运作的社会逻辑,结构化、政治话语和事件性形塑着政府治理工具运作中的政治逻辑,而以有限市场化为核心,聚焦行政功能和任务民营化的治理思维构成治理工具运作的民营化逻辑。     

透视矿业权的虚无性

在矿业领域使用最多的"矿业权",是一个多变而不确定的权利体。矿业权,是由明确矿产归属的物权、可以开发的特许授权、实际开发的企业产权虚拟出来的"三面一体"的权利集合;在法律属性上,矿业权多元化地表现为用益物权、准物权以及自物权等;在法律制度上,矿业权的公权属性与私权属性、流转之自由与限制、所属探矿权与采矿权等无不冲突。将各方面综合起来分析,便可以发现矿业权却是虚无的、根本不存在的权利。根据国外经验和矿业的特点,应果断地撤销矿业权,重构为矿产物权、特许权以及开发行为权等矿业的权利体系,以此建立"三权分列"的现代矿业制度。     

司法目标与司法再解读

司法目标是司法的核心问题,决定司法在公共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影响诉讼模式和诉讼制度,引导法官解释和适用法律。司法目标是司法系统运行结果的积极价值表述,是人类价值演绎和司法功能的结合点。司法目标表述应当力图清晰。当前理论和实践中司法目标,要么定位不合理,要么表述不明确。应当将司法目标定位于维护自发的社会合作秩序。在这个目标之下,司法应当以社会习惯性禁止性规则作为解决纠纷的终极法律来源;当国家法规范反映当时社会流行社会习惯性禁止性规范时,司法应遵照执行,以避免在每一个案件重复发现、提炼和表达规则,提高审判效率,增强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公法案件的审判有双重性,首先是审查公法行为是否违反社会习惯性禁止性规范,维护社会自发秩序,其次是审查是否违反公法,维护政府组织秩序;法官要有国家法知识,但更要有从自发秩序中发现、提炼和表达社会习惯性禁止性规范的能力。     

超国家主义:文明国家与伦理社会的关系实践与秩序建构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呈现一种由"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说"向"关系互动论"的转向。但研究中尚缺乏较为本土的分析框架。借用梁启超"超国家主义"的概念,以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家与社会的长时段关系实践为分析对象,创造性地从"化"与"治"、"礼"与"法"两个维度的权力拉锯中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展开权力视角下的研析,尝试进行实体论创新与关系论整合。研究发现,这一历史时期"国家融于社会""无国家"与"超国家"特征明显;"文明国家"与"伦理社会"并置,且在"化"与"治"、"礼"与"法"的权力互动中表征为"内圣外王"之理与"平天下"之目标的匹配,"皇权不下县"与基层乡治传统的耦合。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明显的"超国家主义"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