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孪生何以破解黄河流域数字化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运行框架

当前,黄河流域数字化治理面临数据获取不全面、信息集成难度大、省级共享水平落后以及新旧技术间应用壁垒等“碎片化”困境。数字孪生黄河是以数字化的虚拟映射来模拟黄河全要素和时空全过程,具有高度还原性、即时同步性、闭环协同性以及优化革新性特征,可以有效破解黄河流域数字化治理的“碎片化”问题。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结合数字孪生黄河整体性建设目标,从协同感知、集成整合、应用融合、反馈优化四个维度构建数字孪生黄河整体性建设运行框架,推动数字孪生黄河建设从加强整体规划、整合数据资源、完善全域智慧水利平台、推动技术更新与升级等方面采取因应之策。     

从机构改革到界面整合：政府治理变革的界面逻辑

对治理界面的整合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改革策略,为行政组织的变革提供新的方案成为转型时期政府治理实践的显著特征。以河长制为例,分析了界面整合的操作逻辑,揭示了转型时期政府治理变革的界面逻辑。河长制通过从完成任务到解决问题、从各管一块到集中对象、从分散权力到集中权力、从模糊责任到清晰责任等实践,实现了界面治理问题、对象、责任和权力的整合,一定程度解决了政府治理碎片化的问题。界面整合与机构改革在驱动因素、核心目标和激励强度等方面有明显差异,是对行政组织运行机制的理顺与调适,是对科层制的突破而非超越。     

项目扶贫场域碎片化衍生的贪腐问题

项目扶贫是项目治国在精准扶贫领域的重要体现,是以项目为载体的精准扶贫形式,承载特定的价值目标和实践功能,但在以项目为载体的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了贪腐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把扶贫项目衍生的贪腐问题放在项目扶贫场域中观察和分析更能够呈现其内在实质、发生机制和演化过程。项目制把主体、内容、运行等要素集成而构成项目扶贫场域。多元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运行过程的多元规则并存、资金政策的多渠道投放共同作用建构了项目扶贫场域的碎片化特征,诱发部分扶贫干部价值取向偏差,扶贫项目成为追求私利的机会,构成"项目扶贫场域碎片化-价值取向偏差-贪腐行为"的逻辑机制。弄清项目扶贫场域与贪腐行为的关联对通过项目扶贫场域治理来抑制贪腐行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的发展变迁与重构

21世纪以来,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既创建了新的制度,也有一些旧的制度被改建或者重建。例如,在海盗问题治理领域,就形成了一系列"多层次、多主体"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些层次不同、范围各异的制度安排大多是非正式的,但新制度安排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印度洋安全治理方式的演变。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的发展变迁受到多重因素驱动,包括外部环境变迁、制度学习和不同制度间的竞争、重要的利益攸关国家对制度建设的重视与推动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参与相关治理实践等。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制度发展依然面临诸多困境。未来,相关治理主体在制度发展与重构过程中应该继续发挥能动性,在参与治理实践过程中从观念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不断推动制度优化发展。     

整合性视角下公共政策冲突研究:基于多案例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探索政策冲突的根源出发,构建了"政府运行碎片化-冲突类型-政策要素-政策阶段"的整合性分析框架,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选取公共政策实践中较为典型的七个政策冲突案例,并运用该框架对七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政策冲突碎片化的超常规运作是政策冲突痼疾产生的根本原因,政府碎片化的不同维度相互强化、产生叠加效应,以及不同类型、不同要素、不同阶段的政策冲突相互交织,引发双向连锁反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的成因

高度碎片化是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大显著特征。碎片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创建之初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团体相互博弈并与政府博弈的产物,政治力量博弈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左翼政治力量占据绝对优势、右翼丧失话语权的背景下,法国政府计划在优先考虑劳工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统一管理、统一缴费、统一待遇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然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团体对社会保障存在从观念到利益的严重分歧。因此,伴随着右翼的重新崛起,雇主和新老中产阶级的利益上升为主要利益,他们的反对和强大压力最终挫败了建立"统一"制度的努力。     

论国际法律体系的多元化与协调发展

国际法正在经历某种形式的碎片化,最近的一些研究以各种方式描述了这种所谓的碎片化,并认为这是一个不利的发展方向,是对法律体系的一个威胁.而本文则对这种观点持怀疑态度,提出国际法并非在经历碎片化,而是正发展为一个多元的体系.国际法律秩序的规则、制度和实践并非正受到碎片化的侵蚀,相反,其正因国际法律多元化的出现而得到加强.     

言论10则

<正>在当今利益多元化、民意碎片化的背景下,立法的方案、规划要及时告诉老百姓,让普通老百姓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一定程度的决定权,以此来解决人民群众意愿表达的问题,真正在立法中体现民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依法治国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依法治国提出多年了,我更期待怎么能够让法治的概念进入到全社会所有老百姓的心里边,让人们对法治社会的期待可以变成开     

超越“碎片化威权主义”？——评《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

“碎片化威权主义”被认为是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政策过程最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型。但由于中国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该理论模型的部分假定已经不适用于今天中国的情况。王绍光教授等在《中国式共识决策：“开门”与“磨合”》一书提出了“中国式共识型决策”的概念,在回应了“碎片化威权主义”不足的同时,归纳出中国政策过程最新的变化。但是“共识型决策”框架的成立需要一定的理论假设前提作为支撑,而这些假定并未完全地被经验证据所证明,还有待更多的经验和案例分析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