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的发展变迁与重构

21世纪以来,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既创建了新的制度,也有一些旧的制度被改建或者重建。例如,在海盗问题治理领域,就形成了一系列"多层次、多主体"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些层次不同、范围各异的制度安排大多是非正式的,但新制度安排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印度洋安全治理方式的演变。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的发展变迁受到多重因素驱动,包括外部环境变迁、制度学习和不同制度间的竞争、重要的利益攸关国家对制度建设的重视与推动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参与相关治理实践等。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制度发展依然面临诸多困境。未来,相关治理主体在制度发展与重构过程中应该继续发挥能动性,在参与治理实践过程中从观念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不断推动制度优化发展。     

整合性视角下公共政策冲突研究:基于多案例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探索政策冲突的根源出发,构建了"政府运行碎片化-冲突类型-政策要素-政策阶段"的整合性分析框架,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选取公共政策实践中较为典型的七个政策冲突案例,并运用该框架对七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政策冲突碎片化的超常规运作是政策冲突痼疾产生的根本原因,政府碎片化的不同维度相互强化、产生叠加效应,以及不同类型、不同要素、不同阶段的政策冲突相互交织,引发双向连锁反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的成因

高度碎片化是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大显著特征。碎片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创建之初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团体相互博弈并与政府博弈的产物,政治力量博弈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左翼政治力量占据绝对优势、右翼丧失话语权的背景下,法国政府计划在优先考虑劳工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统一管理、统一缴费、统一待遇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然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团体对社会保障存在从观念到利益的严重分歧。因此,伴随着右翼的重新崛起,雇主和新老中产阶级的利益上升为主要利益,他们的反对和强大压力最终挫败了建立"统一"制度的努力。     

从机构改革到界面整合：政府治理变革的界面逻辑

对治理界面的整合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改革策略,为行政组织的变革提供新的方案成为转型时期政府治理实践的显著特征。以河长制为例,分析了界面整合的操作逻辑,揭示了转型时期政府治理变革的界面逻辑。河长制通过从完成任务到解决问题、从各管一块到集中对象、从分散权力到集中权力、从模糊责任到清晰责任等实践,实现了界面治理问题、对象、责任和权力的整合,一定程度解决了政府治理碎片化的问题。界面整合与机构改革在驱动因素、核心目标和激励强度等方面有明显差异,是对行政组织运行机制的理顺与调适,是对科层制的突破而非超越。     

"阿拉伯之春"的人道干预悖论与国际体系的碎片化

"阿拉伯之春"的到来重新凸显了西方因反恐需要而一度有所弱化的人道主义干预.但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此次大规模人道主义干预由于蕴涵了浓厚的功利主义动机,从一开始就受到广泛质疑.更为重要的是,新一轮的人道主义干预不仅无助于有关国家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导致国际体系走向碎片化,国际秩序呈现出更加不稳定的变化态势.     

数字孪生何以破解黄河流域数字化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运行框架

当前,黄河流域数字化治理面临数据获取不全面、信息集成难度大、省级共享水平落后以及新旧技术间应用壁垒等“碎片化”困境。数字孪生黄河是以数字化的虚拟映射来模拟黄河全要素和时空全过程,具有高度还原性、即时同步性、闭环协同性以及优化革新性特征,可以有效破解黄河流域数字化治理的“碎片化”问题。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结合数字孪生黄河整体性建设目标,从协同感知、集成整合、应用融合、反馈优化四个维度构建数字孪生黄河整体性建设运行框架,推动数字孪生黄河建设从加强整体规划、整合数据资源、完善全域智慧水利平台、推动技术更新与升级等方面采取因应之策。     

论国际投资法体系的碎片化结构与性质

国际法的碎片化是一种中性的体系结构,是国际法体系以及其内部子体系发展中的客观样态。其中,国际投资法体系正呈现出典型的碎片化结构,它是国际投资法扩张发展的客观结果,根源在于其混合的性质。不仅如此,碎片化虽然给国际投资法体系带来了结构性困难,但对促进此体系的发展以及更宏观的国际经济秩序协调具有独特优势。     

德国政党格局的变化及其对欧洲未来的影响

2017年联邦议院大选后,德国形成了碎片化的政党格局。联盟党和社民党两大传统主流政党身陷发展困境,支持率一路走低;2018年德国选择党成功进入全国16个联邦州议会,在德国政党体系中站稳了脚跟;政党光谱的另一端,德国绿党也实现了崛起,目前有成为第一大党的趋势。欧洲议会选举进一步将德国碎片化的政党格局固化。碎片化的政党格局不仅降低了德国政治的稳定性,同时也对欧洲议会的决策效率及德国为欧洲一体化提供动力的意愿产生了消极影响。     

嬗变中的新公共管理

作为公共行政危机的拯救者,新公共管理运动通过推行市场化、弹性化、分散化和企业化的治理模式以求达到政府管理的高效率.新公共服务在批评新公共管理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民主价值的同时对新公共管理进行了价值上的修正.而合作政府的提出则是为了克服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导致的"碎片化"组织的弊病,它通过寻求跨组织的联合、打破组织内部的界限和采取新的服务提供方式等,使得政府能够真正对公共管理负责.无论是上述哪种理论都意味着官僚制乌托邦已陷入危机,而新的范式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个人信息保护的整体性治理：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协同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实现需要立法、行政和司法以宪法上的个人信息权作为其行为指南和价值基础,并且这几个方面须努力配合。采用整体性治理理论框架,能够很好地契合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整合作用,并且能够有效因应当前个人信息保护的理念、机制、手段的碎片化治理问题,有利于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治理机制的系统性与稳定性。为了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整体性治理,充分实现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我国需要树立风险控制与激励驱动的保护理念,搭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沟通协调网络,制定多元化的法律规范体系,促进行政监管与第三方监管的协同,健全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司法救济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