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检视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开展对矫正工作起到良好促进作用,同时也存在矫正信息流转不畅、检察监督缺乏刚性、监督模式单一等诸多问题。可通过强化信息共享、明确被监督部门法律责任、建立健全动静相结合的监督模式等途径,加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质效。     

快递从业人员运输毒品犯罪问题检视

检察机关在办理通过寄递方式运输新型毒品案件时,应注意审查快递从业人员在收寄过程中是否存在收取高额运费等非常规操作,结合供述、证言等证据准确判定主观明知问题,从而准确定性。同时,要充分履行审前主导责任,从严惩处此类犯罪行为,对于办案中发现的寄递安全问题,要积极推动监管部门落实监管责任,维护寄递安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真正共同体”的建构及其当代价值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真正共同体”思想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立足社会现实发展状况,从“现实的人”、物质生产发展状况、人的社会交往活动情况三个方面确立了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前提和线索。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和“虚幻的共同体”进行历史分析,并对“真正的共同体”进行理论建构,从而描绘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真正共同体”思想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探索,指引当代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为构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欠发达地区政府主导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实践与启示

通过对四川省“一村一幼”计划的调研发现,政府主导农村教育发展表现出较强的指令性任务特征;通过“软激励、硬考核”的方式,能够有效地提高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在短期内实现农村学前教育的赶超式发展。但“一村一幼”计划也面临硬性考核目标导向偏误、激励措施被错误响应、“撒胡椒面”发展方式盛行等问题。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应进一步科学构建考核指标体系,及时纠正错误行为倾向,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完善基层制度创新环境,着力提高家长主观评价。     

论我国社区自组织的自治困境及其成因

由于社区自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陷入了社会生活过度组织化与弱组织化、组织性质的自治性与行政化、组织生长能力的先天不足等方面的矛盾困境,这严重抑制了它们自治主体角色的体现和自治功能的发挥。而当前社会结构的变迁、政府管理理念的冲突、社会文化心理的现状以及社会中间阶层力量的弱小等社会现状构成了社区自组织自治困境的深刻根源。     

论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应然角色

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单位体制"的解体、城市化速度的加快,我国城市社区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新的治理结构、新的治理环境,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才能使当前正在进行的社区建设顺利发展下去,才能充分发挥社区的功能优势?本文借鉴治理-善治理论,并在该理论的分析框架之下对政府的应然角色进行深入探讨。     

城镇弱势群体就业的社区支持政策研究

帮助城镇弱势群体就业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更是政府的责任。城镇社区是弱势群体在空间上的沉积点,实践证明政府制定帮扶政策借助社区这一平台可以较好地解决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创造性地促进社区就业,挖掘社区就业岗位;利用社区平台重构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渠道,完善政策决策机制;健全和完善以社区为平台的就业服务体系;积极扶持社区自治组织建设,重视非政府组织建设,激发社区活力;完善社会福利政策。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信息化主体建设研究

农业信息化建设的主体除了包括政府、农民之外,还包括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介组织、农民经纪人以及种养大户等民间力量。本文分别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民间力量的纽带及推力作用、农民的主力军作用这三个角度,探讨研究如何在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加强三大主体建设,从而加速现代农业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健全社区治理法治化路径研究——以太原市为例

社区治理法治化在多种层面上强调法治手段的规范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等理论为社区治理法治化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太原市加快社区治理改革的进度,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机制初步形成,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面临顶层设计不足,法治障碍依旧存在、社区治理中的行政化倾向明显、社区治理中的法治功能发挥不足等问题。为此,我们应以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环境、清晰各主体权利义务关系、提升社区干部和居民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社区法治人才队伍培育为重点,让太原市以及全国的社区治理法治化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情感治理何以成为乡村社区治理的新转向——基于“治理有效”的解释

技术赋能与制度赋权不断增进当前乡村社区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的融合。从刚性治理到柔性治理、从乡情涣散到情感回归、从负面情绪到情感重塑、从治理乏力到“治理有效”的演进维度,乡村社区情感治理在范式、内容、工具、效果等治理新转向,持续凸显乡村社区治理的转型价值。在运行逻辑上,情感治理与技术治理、制度治理功能互补,协同提升乡村社区治理效能。从治理理念、行为方式与组织结构的层面,解构了乡村社区情感治理的运行机理及其行动逻辑。对于价值脱嵌、结构离散与集体行动困境等乡村社区情感治理问题,可以分别用乡情价值回归、党建引领乡村情感治理行动网络、乡村情感柔性治理机制重塑等政策工具予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