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家园温暖永存——北京残疾人社区服务纪实

日前,中国残联社会服务指导中心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调研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街道、马家堡街道残疾人社区康复服务工作,走访了丰台区右安门街道残联、社区康复站、玉林二区温馨家园,马家堡街道妇幼保健院暨卫生服务中心、马家堡社区职业康复站和马家堡嘉园二里残疾人家庭,与丰台区残联、街道办事处和残联、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残疾人代表座谈,感受到北京社区建设、     

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回顾、反思与前瞻——以村民自治为分析视角

从1978年至今,村民自治先后经历了萌生两年、黄金十年、曲折前进十二年、历史跨越六年这一风雨兼程的30年。期间,村民自治的民主实践既使广大农村民众零距离地亲身操练了社会主义民主,而且还对我国民主建设作出了操作技术和发展路径上的启发,也直接推动了国家民主的发展。当然,在欣喜于它具有这些民主价值的同时,也不能回避其在行政约束层面的限度。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基层民主实践模式,它继续向前的发展趋势不会逆转。当前,要进一步推动村民自治的发展,必须尽可能地有效开发相关资源,最主要的就是积极开发思想资源和重视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的建设。     

社区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基于武汉市青山区的实证调查与分析

社区就业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社区服务需求,适应人口老龄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国企事业单位后勤社会化的需要。社区服务的需求量、社区服务的供给量、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影响社区就业吸纳能力的三大因素。社区居民传统的消费观念、陈旧的择业观念、较低的社区服务供给能力、政府优惠政策执行中的纰漏,制约了社区就业吸纳能力的提升。为此,应该倡导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消费观念;宣传新的就业观和择业观;增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建立和完善社区就业的综合管理机制;扩大优惠政策的覆盖面,简化申贷手续,采用行政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解决社区服务场地受限的问题。     

对社区矫正若干疑难问题的思考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目前存在犯罪人保留自由与社区安全保障的矛盾、惩罚力度与监禁刑之间缺乏合理递进梯度、适用有条件与刑罚平等相矛盾、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不一致、矫正专业队伍缺乏、节约经费与充分开展工作的矛盾等问题。我国应建立罪犯人身危险评估和控制系统,适当增加禁止性规定并加强监管,加强城市和农村社区建设,更新观念,积极探索个性化和系统化的矫正方法,统一社区矫正执法机关,借助社会公益组织力量,使社区矫正真正获得效果。     

校园江湖：未成年人参与涉黑涉恶犯罪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参与涉黑涉恶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未成年人参与涉黑恶组织的占近20%,涉黑涉恶犯罪人的低龄化趋势令人担忧。某种意义上说,青少年犯罪问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忽视青少年健康发展欠下的一笔债。大量留守儿童失教,从学校江湖社会野蛮生长演化为校园越轨团伙,走上社会更进一步恶质化,变为犯罪团伙,其中有一部分更分化成黑恶势力犯罪。校园江湖的出现肇因于社会治理的结构缺失,需要整合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力量,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推动建立未成年人涉黑涉恶预警机制,落实边打边治边建,对涉黑恶犯罪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落实家庭监护、学校教育管理、专门学校矫治、开展社会化帮教等措施,做好教育挽救和犯罪预防工作。     

重大突发事件下民生服务的合作生产何以实现？——以S市社区团购为例

在社会面管控的应急状态下,政府、市场与社会等专业生产者往往因信息不对称或资源短缺等方面的局限而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出现民生服务专业生产方式的失灵。合作生产能有效激励公众参与,整合多方资源,降低生产交易成本,实现供给端的持续优化。S市社区团购的案例表明,重大突发事件下民生服务的合作生产是一个倡议—响应—扩散—反馈的连续过程,利己与利他多重需求的共同驱动、多形态资源体系的支持、社会性网络关系的培育以及有效的生产秩序管理是合作生产生成的内外部条件。重大突发事件下的合作生产能有效降低公共部门回应多元化民生服务需求的现实压力,合作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性网络有利于修复公共信任关系、培育社区社会资本以及重塑多中心的合作治理结构。     

市民诉求驱动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以北京市F街道“接诉即办”实践为例

经过大约20年的改革努力,我国大体形成了纵向职能到底、横向网格覆盖为主要特征的社区治理体系,这一治理体系遵循了由国家意志为主导、社区作为执行层的对基层社会实施自上而下控制、管理与服务的治理逻辑,具有管控性强、覆盖率高等优势,但同时也加重了社区的任务负担与职责的碎片化,使基层部门缺乏足够的能力、精力和意愿来对居民需求做出灵活调整与及时响应。应对社区治理的新难题,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提出了一条以市民诉求为驱动实现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的解决路径。基于北京市F街道及其下辖社区的实地调研,本文认为,“接诉即办”改革以居民诉求为核心,重构了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工作流程、职权分配与考评标准和方式等制度要件,通过强化市民-政府间责任关系纽带、激励社区(居委会)-居民间的协商沟通、赋能社区居民自治等作用机制,促进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接诉即办”的治理经验表明,实现社区治理从行政意志主导向民众诉求驱动的转型,经由社区的“中间层”实现国家与社会间的有效响应、互动合作与协同治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论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

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还处在摸索阶段,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无论是在矫正主体、矫正项目、矫正方法上还存在重大缺陷。本文从矫正主体、矫正项目、矫正方法三个角度尝试探索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体系。     

关于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社区基层组织建设的研究分析

随着新一轮援疆工作的大力推进,新疆天山南北新一轮经济大发展的势头正热火朝天的开展着,作为一个多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离不开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大环境,社区就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体恤民意的最前沿阵地。而新疆在社区建设上晚于内地其他省份,在组织构架上也因为特殊的地域情况而在不断地摸索和发展中,加强社区建设,对于提高城...     

情理之间：社区治理中的女性参与——以基层妇女议事会为例

妇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践行性别平等的重要议题,也是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必要条件。妇女议事会则是推动女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基于对S市C社区妇女议事会中女性参与过程的观察与分析,本文发现城市社区妇女从参加熟悉的社区活动转向参与陌生的社区公共事务,经历了“小团体”治理和新团队形构,这是女性主体性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在“情”与“理”之间不断平衡的动态过程。相较于有关女性社区参与的“性别气质论”与“性别区隔论”,本案例所体现与建构的情理互动论,一定程度上更侧重回应女性公共参与中的情境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