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社区百姓的安宁

“社区安宁群众才能满意，群众满意才是我最大的心愿”。这是西安市公安碑林分局红缨路派出所责任区民警马润亮经常讲的一句话。44岁的马润亮．1997年从部队转业到红缨路派出所工作．从此，便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社区民警这个岗位上。从1999年到2002年，每年都被分局评为“优秀公务员”，连续四年被评为“优秀党员”，两次被评为市、区“优秀政法干警”，今年8月，又被授予“全省公安派出所模范民警”荣誉。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分析

社区矫正在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符合未成年犯的心理特征,有利于克服监禁刑的弊端,有利于和发达国家的刑罚模式接轨。我国社会主义的刑事政策、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以及日趋完善的社区和健全的司法行政体系资源为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社区矫正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针对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更新行刑观念、对社区矫正进行科学定位、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配备专业的矫正人员、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社区矫正项目以及建立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评估体系是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完善的重要举措。     

ITS让高速公路更畅通

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如何提高高速公路的智能化已经成为各地管理部门的重要课题。现在的管理方式已经由单一的计算机集中处理方式代之为多计算机功能分散的计算机网络处理方式，从而使系统可靠性提高，程序编制简单，易于维护，并易于扩展智能化功能。天津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为了提高高速公路的智能化，专门研究了光电图像处理与识别、微型计算机及微电子等技术，使高速公路的智能化监控系统具有更强的功能。     

欧盟宪法危机的思考

欧盟宪法危机从本质上看是欧盟各成员国政府之间、成员国国民之间以及成员国国内政治阶层与选民之间在欧洲一体化许多根本性问题（如欧洲一体化问题、社会模式问题、欧盟作为超国家机构问题、欧盟的扩大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欧盟各国要继续批准宪法程序，除了进一步加快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以外，还必须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争取在重大理论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使欧盟宪法早日生效奠定理论基础。     

论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运动——“法治浙江”建设的宏观思考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国际组织努力推进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运动,制订或正在制订若干个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规范。这些国际法律规范均强调了地方政府自治的必要性,规定了地方政府权力配置和行使的基本准则,对于世界各国的地方政府改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应密切关注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动向,加强地方法治建设。浙江法治建设已具备良好的国际环境,也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今后应努力促进宪政基础建设,充分领会和认识“法治浙江”建设的基石范畴。     

论社区矫正与“法治浙江”

社区矫正起源于英美,它集中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目前在许多国家中,适用社区矫正的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监禁人数。中国在前几年尝试行刑社会化改革过程中,开始移植“社区矫正”制度试点工作,最近正准备在城乡全面推广。浙江省作为流动人口众多、市场经济相对较发达的省份,在倡导“法治浙江”进程中,继承和发扬“枫桥经验”,完善“社区矫正”的体制,对创建和谐社会,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侵权行为法的社会功能

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侵权法的社会功能包括惩罚和预防功能,甚至有很多人主张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全面引入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中。但是,在现代社会,侵权法的基本功能应是填补损害,传统侵权法中的预防功能已经成为填补损害的反射作用,惩罚功能在侵权法中已消失。     

“行政处分”与“民事法律行为”之关系——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

初创时期的德国行政法借用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来建构其核心概念——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因而成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原则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公法上也可以成为实践“依法行政”原则的手段。为了适应扩大诉讼救济范围的需求,行政处分概念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发生分殊,成为行政法上“法的行为”(Rechtsakt)。在社会法治国、行政国家的背景下,行政处分概念出现了向民事法律行为回归、“阶段化行政处分”等新的发展趋势,以克服传统行政作用方式的“僵硬性”。中国的行政法亦创设了类似于行政处分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但由于对德国法上行政处分与民事法律行为源流关系的疏于整理,在相关的研究中出现了脱离学术传统、随意创设的局面。对这两个概念源流关系的梳理可以对国内相关的研究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国家社会化进程中检察机关的历史重任

国家社会化态势在中国呈现得迅猛而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力量的迅速壮大。当下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快速发展所引起的国家与社会的不适应症,表现出明显的管理失控、立法滞后、运行失序等症状。在此进程中,检察机关理应承担更为艰巨的历史重任,用法律监督填充国家社会化留下的监管真空,拓展监督范围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不能重国家而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