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案状元李红星

在8小时法定工作时间段，李红星非常忙碌。 在书记员单晓颖的日历表上，总是密密麻麻地列满每天开庭的时间和案件。“我师傅平均每天要开四五个庭，有时甚至一天开8个庭，上午5个，下午3个。”如此记录，单晓颖已经坚持5年了。李红星“手里的案子太多了”，不这样记录，很容易苇复排庭或者遗漏开庭。     

石代表学法、用法二三事

有12个村民组，581户居民，1785口人的辽阳县八会镇华严寺村，不仅是有名的“状元”村，而且也是学法、用法的先进村。人们都说，县人大代表、村党支部书记石成俊是学法、用法的带头人。     

古汉字奥义六则

古汉字不但具有超级的形象表达力,而且寓意极为深刻,包含了以古代汉民族为主体的先民的质朴社会观、自然观,在古汉字“进、退;利益;秋、愁;科学、科举;贫穷、富裕;思想”中可以探察到这一点。     

庙堂风雅音黎元升斗情--科举文化中的状元进士诗文浅析

旧时科举,种种弊端显而易见,如今早已废除,并距我们越来越远了.但又不能不看到,这种制度是历代上层统治者以文取仕、收揽人才的正途.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旧制度的辩证分析,特别是对"金榜题名"者诗词文章的分析,来说明虽然科举制度应该废弃,那些"金榜题名"者的诗词文章由于受科举制度和历史的局限,也存在着糟粕,而相当一部分仍不失为文中之萃,不失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我国古代状元产生分布的地域特点

状元籍贯的时空变化,在历史上有自北向南推移的趋势。唐中期以前状元主要出身于北方,南方籍状元很少。唐中期以后,南方籍状元数额逐渐增加,至明清时期形成绝对优势。状元籍贯地的时空变化主要受经济发展影响,我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决定教育文化中心也由北向南转移。此外首都的位置、考试制度的沿革对状元分布也有影响。状元籍贯地理分布反映我国文化与人才的历史地理特征,对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深远的烙印。     

妙令讽贪官

清代蒲松龄科举不第，为了一家人生活，当过侍郎毕作有的幕僚。一天，毕作有宴请卸职返乡的尚书王焕祥，要蒲松龄作陪。席间，王焕祥提出行令助兴，大家议定了韵律不限，但必须三字同头，三字同旁，输者罚酒一杯。毕作有举杯道：“三字同头左右友，三字同旁沽清酒；今日幸会左右友，聊表寸心沽清酒。”     

宋朝:行政成本再高也不降薪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崇文抑武”“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由于宋太宗大力提倡科举取士,扩大录取名额,从而使得各级官僚机构人员数量急剧膨胀。统治者又给予各级官员较为优厚的俸禄待遇,从而导致了整个国家行政成本支出浩大。在此局面下,从仁宗朝范仲淹“庆历新政”,到神宗朝“王安石变法”,一些改革家希望打破传统体制的痼疾,压缩行政成本,但由于反对势力强大,效果不尽如人意,贪腐问题日益严重。     

论明末科举文风的文学效应

明代末年以研讨八股文兼及诗文创作的文社大量兴起,明末文学家大多经过文社的培养而享誉文坛,社团文人成为文坛的主要文人群体.作为备科举考试的社团文人,在社团内接受科举考试训练和八股文创作的学习,同时又从事诗文创作.社团文人的科举思维对他们的诗文创作具有深刻影响,形成明末文坛以六经为根柢的儒者古文.社团文人创作往往借鉴时文法入古文,或者借鉴古文法入时文,使明末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具有不同以往的鲜明特色.     

翠湖旁的“名古屋”餐馆

近几年,昆明的这些历史文化名人的故居纷纷蜕变为餐馆、茶馆,文物保护与商业利益两种取向发生激烈冲突石屏会馆,民国十年(1921年)由清未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发劝石屏县在昆同乡及各界人士集资新建,由袁嘉谷题写大门匾额“石屏会馆”四字,馆中刻有林则徐“三岛淳风”匾额。王九龄故居,建于1925年,是原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创始人之一、民国时期云南的重要人物王九龄的故居。故居吸取了苏州沧浪亭的特点,适当改变了昆明传统住宅“一颗印”的建筑结构。     

北宋中期变法运动贬抑诗赋倾向分析

在科举出身的诗赋大家范仲淹和王安石主持的“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中都有改革科举的主张和内容,而其中又都有明显的贬抑诗赋的倾向。这种看似悖理的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当时的社会迫切地需要一些洞悉儒经之大旨、掌握治世之大才的“贤俊”,以革新政令、摆脱社会危机,但以诗赋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则无力承担这一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