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中梗阻”,基层治理不添堵

物业纠纷、服务不畅、安全隐患……民心民意往往堵在一些“小事”上。山东临沂市兰山区疏通基层治理“中梗阻”,居民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高效物业凝聚社区之“瑰”2020年10月,兰山区柳青街道金域社区的业主向派驻在社区的“红领书记”李怀林反映,小区无法供暖。     

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依法科学防控疫情

2月1日,省委书记、省联防联控领导小组组长林铎在兰州市七里河区中广西苑华府小区检查调研社区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2月4日,省委书记、省联防联控领导小组组长林铎深入天水市调研检查疫情防控等工作。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提升的路径研究

治国理政现代化是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提升的价值追求,全面从严治党的效能提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由此可见,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从严治党效能的提升具有诸多的逻辑关联。目前,影响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提升的因素很多,致使这项工作的实际效果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有很大一段距离。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务必要主动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重塑治党的价值取向,完善治党的内容体系,整合创新治党的网络方式与其他途径,充分调动治党的主体力量,营造好治党的环境,健全治党的评估督察机制,以此建构起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提升的长效机制,从而不断提升党治国理政的能力。     

“强建设弱治理”: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的观察分析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已迈上一个新台阶,基础设施与服务条件普遍增强,社区干部队伍的素养普遍提高,社区服务的精细化与技术化水平普遍提升,但城市基层治理依然保留传统色彩,居民自治普遍不足,集权化与行政化趋势日益严重,呈现着"强建设弱治理"的基本格局。然而,"强建设"并不等于、更不能代替"强治理"。城市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重点应转向"软件"建设,着力推动治理理念与体制的进一步提升和创新。     

在领域融合中构想合作治理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出现了领域分化开始逆转的迹象。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打破了地域界限,却又在工业社会的行进中进入了领域分化的进程,形成了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三个基础性的领域。我们既已拥有的社会治理就是建立在领域分化的前提下的,关于社会治理的一切安排和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是依据领域分化的现实做出的。全球化、后工业化则呈现出领域融合的趋势,这就要求社会治理变革必须根据这一新的趋势去开展行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场席卷全球的改革运动之所以没有使社会治理的状况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反而把人类社会引入了风险社会,这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根据领域整合的新趋势去进行改革。我们现在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认识社会发展中的这一领域融合趋势,并据此去构想社会治理变革的自觉行动方案。     

邻避冲突何以协商治理:以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

既有理论研究显示:为了有效应对邻避冲突并走出邻避困境,协商治理已成为必然趋向。从杭州九峰案例来看,前期缺乏协商治理导致邻避冲突发生,而后期通过有效协商治理的展开,最终实现了项目原址重建。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浴火重生"表明:有效的风险沟通、合理的利益补偿与成功的协作治理是实现邻避项目协商治理的基本要素,这无疑为地方政府走出邻避冲突治理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态内涵与实践路径

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是"生态"问题,只有厘清了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态内涵,才能采取正确的实践行动。中国在经济发展、工业化过程中,生态压力呈现,像雾霾、水质恶化之类的生态问题不断。"生态现代化"理论源于西方,中国人选择了一条继承西方优秀思想又不同于西方的生态道路,我们的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它是实现经济与环保双赢之路。依生态逻辑,中国生态治理从新法律法规方面迈向绿色发展,从多元主体共治上着力绿色发展,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实现绿色发展。     

人大近期要事（2012年5月25日——2012年6月25日）

5月29日下午，全国人大环资委在西安召开环境保护法修改及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常务副主席汪光焘出席会议。     

创富青山秀水间：桂林市十年科学发展之路--十六大到十八大广西科学发展系列报告

初秋夜，漓江边，凉风习习。“两江四湖”六匹马码头，一拨拨游客鱼贯登上游船，静候夜桂林的“水上环城之旅”。     

劳资冲突化解的地方治理机制——基于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劳资矛盾日趋激化。集体谈判是西方劳资冲突化解的基本形式,但由于国情的差异,集体谈判对我国劳资冲突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转型期我国的劳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缺位的"零干预"和错位的"负干预"所致。为此,中国劳资冲突的化解也需要从地方政府治理的视角来寻求问题的答案,需要构建一种劳资冲突化解的地方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