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现象的深层次分析

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传统方式是通过工商管理部门、消费者协会等部门进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以后，“加倍赔偿”条款引发了“知假买假”这种“职业打假行为”。本文运用经济学中的科斯定理对此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     

从科斯定理谈基因资源利益分享可行性方案

如同工业时代控制燃料和贵重金属有助于控制国际市场一样，新世纪控制地球遗传资源的社会力量，将对未来的世界经济甚至政治格局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基因是生物技术世纪的“绿色黄金”。地球上的基因资源本就不是无穷无尽的，比如经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基因组只有大约3—4万个，数目远不如人们想象的多。当前由于污染和流动、变异，基因资源却面临日益变少的危险。因此，有限的基因资源势必不断升值，拥有广阔的获利空间。越来越多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了新世纪的“基因潮”。     

产权视野下网络文化健康发展的桎梏及其缓解

产权的不可清晰界定性导致网络世界中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等，从而产生的异化的网络文化阻止了网络文化健康、有序的发展。传统的校正这些异化网络文化的庇古与科斯路径分别存在不足，更新的综合治理方式应是二者的结合，同时还应大力发展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与引导作用。     

老挝古籍文献简介

老挝现在的版图在历史上曾被分割为几个独立的王国 ,它们均有自己的文献记载。在这些王国文献中 ,只有琅勃拉邦王国的古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了老挝民族 (至少是老挝北部地区人民 )的真正起源。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可参阅马丁·斯图亚特·福科斯 (MatinStuart-Fox)的《老挝澜沧王国的兴衰》 (TheLaoKingdomofLanXangRiseandDecline)一书。在书中 ,他对老挝历史的演变作了详细的介绍。最早的一部文献是公元 1 51 2年编纂出版的《坤博隆传》 (PhunKhunBorom) ,它是老挝琅勃拉邦文献中最著名的。Phun是古代老挝文字中的一个词 ,意思是“历…     

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讨论

法律经济学是20世纪后半个世纪法学所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一门学科。制度经济与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相关人员在对经济学进行研究时需要考虑法律因素,这样才能够达到研究目标,保证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对促进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技术性因素却没有决定性的比重。法律经济学从凡勃伦传统到康芒斯的交易概念,再发展到科斯的交易成本、科斯定理,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科斯定理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效率原理理解法律制度的这把关系锁,也提供了针对实现效率最大化的方向改革法律制度理论依据。     

科斯命题的谬误

科斯命题的谬误分为逻辑谬误和经验谬误,学术界对科斯命题的谬误的争论经常在两个不同层次上展开,造成了很多混乱。自由交换版科斯命题、交易成本版科斯命题和完全竞争版科斯命题是否是同义反复或者逻辑谬误在于“交易成本”、“自由交换”和“效率”的定义,实际上属于是否逻辑谬误的问题。科斯对经验世界的判断“通常”、“往往”似乎成立,但仔细分析,科斯的判断是错误的。     

环境管理中经济刺激制度的运行机制——兼对“太湖蓝藻事件”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轰动全国的"太湖蓝藻事件"是2008年中国环境污染大事簿中无法令人释怀的一件。文章以该事件作为文章论述的引子,采法律经济学视角解读环境污染根源,着重分析建立在两大环境经济手段理论上的两大经典经济刺激制度的运行机制,即运用科斯定理的明晰产权制度和使用著名的"庇古税"理论的排污费制度。文章的创新在于摆脱了"枯燥"的理论讲解,以"太湖蓝藻事件"贯穿全文作为解读对象,运用理论解读太湖渔塘的产权问题、太湖渔民与化工企业的产权交易问题,以此对中国的环保管理政策与制度加以评述,并指出目前作为中国经济刺激制度的排污费制度的实质。     

走向“信息完美”——论科斯定理对庭审过程的启示

运用科斯定理可以对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和解”要价进行定量分析,但是科斯定理分析问题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信息完美”,这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博弈论认为策略行为的实质是博取“私人信息”,诉讼的发生率则与信息不对称有较大的关联。故庭审程序的设计应当要有利于各方获取他方的证据信息,便于当事人进行信息比较和估计;庭审过程则应便于当事人获取对称的决策信息为目标;法官在庭审过程中的作用其实就是引导当事人从不完美信息趋向完美信息。双方当事人会根据证据交换、庭审质证认证的情况并结合自己可以接受的成本和风险底限决定自己的强硬策略值最终达到策略均衡。这样方可有效提高和解率。     

法律的性质:一个法律经济学视角

法律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共同的理论错误,是将法律的性质误认为一种定价体制,将法治的代价错归为一种交易成本,将法律的边界依照与市场等定价体制的替代关系来确定。究其原因,在于没能在理论上揭示"交易成本过高"与"权利界限不清"之间的内在关联,造成了错误的概念区分。两者其实是一回事,都是因利益分歧产生的"权利争议",而非因价格分歧产生的"市场替代"。法律的规则选择,并非替代市场的权利定价,而是先于交易的权利定界。法律的性质,是权利的定界,而非权利的定价;是利益分配,而非资源配置。法律的利益分配和权利界定,不同于私人主体通过达成契约自愿实现的利益交换,而是公共权威通过规则选择强制安排的利益分配。司法救济的法定价格,不同于市场价格,实质是一种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司法强制。不论立法还是司法,法律界权都不是简单的校正正义问题,而是分配正义问题。前述理论错误都源自于忽视"界权成本"。法律的边界,不是取决于不同定价体制的边际交易成本,而是取决于不同界权选择的边际界权成本,取决于法律界权的供给需求关系,取决于法律与其他界权体制之间的边际替代率。法律的边界与市场这一定价体制及其交易成本无关,界权成本与交易成本的经济学性质有着本质的区别。     

菲律宾:家族政治与腐败成灾

家族政治是菲律宾腐败的最主要原因。这个国家普遍存在的腐败,主要根源就在于家族势力与地方势力、政府与财团之间的相互勾连。终于,腐败泛滥成灾。腐败吞噬了菲律宾的大量财富。世界银行估计,贪污行为每年至少吞掉其1/5的国家预算。(图/东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