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基层莫“做客”

当下，干部下基层活动如火如荼。大多数干部下基层后，能够为基层办实事，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但也有少数干部服务意识淡化，下到基层“做客”。一是“看客”。这类干部下基层后，不是深人实际搞好调查研究，而是在会议室里翻着早已准备好的记录本，听听该单位领导一字不漏念文字汇报材料。如此既掌握不了第一手资料，也听不到群众的真心话，回到机关也不能给领导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新都区：小小生日卡 浓浓组织健

今年，新都区探索在农村党员中发放党员政治生日贺卡，进一步增强农村党员的宗旨意识和使命意识，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贺卡正面印有党旗、入党誓词以及“党员生日贺卡”等字样；背面印有党员的入党时间、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几点思考

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一直是诉讼理论和实践中颇具争议的问题。一方面,非法证据的采用对于国家机关查明案件事实,追究惩罚犯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基于保障公民个人权利,防止国家权利过度扩张给公民权利造成侵害的宗旨,非法证据又不应该成为法官判案的依据。但是,随着世界各国在政治领域的民主进程的发展,各国越来越趋向于选择人权保障的价值目标。在此背景下,便有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诞生。本文以非法证据为切入点,借此谈谈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现状及一些建议。     

浅谈建立完善我国独任制普通程序

本文从基层人民法院速裁庭的审判实践入手,分析在司法资源紧缺的今天,合议制普通程序作为基层审判主体的司法制度加剧了司法资源和司法需求的紧张关系,弊端显现明显,对比普通法系国家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审理方式,建议建立我国的独任制普通程序及其配套制度。     

创先争优活动的回顾与总结

创先争优活动开展已将近两年，距离中央对创先争优活动进行专项总结表彰的时间越来越近。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一方面正在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将活动引向深入；另一方面也在及时将实践转化为认识，     

探索审判新机制新方法 推动重整企业涅磐重生 直立汽配破产重整成功的体会和思考

<正>浙江直立汽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直立汽配")是一家主营汽配锻造业务的民营企业,其主营业务和国内多家著名重汽企业有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但因企业盲目扩张投资,不择手段向银行大量融资,欠下巨额高利贷,又陷入企业互保危机,导致严重资不抵债,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难以为继而申请破产重整。法院仅一年时间重整成功,接盘企业顺利交接并正常运行,职工安居乐业,重整一年期间税利达2238万元(其中上交税收高于重整前)。至2013     

关于《公证程序规则》有关问题的思考

2006年7月1日实施的《公证程序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至今已实行七年了。七年来,公证行业一方面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导和监督下严格遵循立法精神,规范公证操作,提升公证质量;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探索质量安全与服务效率之间的平衡之路,努力使公证的效能更贴合社会使用的实际需要,促使     

媒体法律顾问专题研讨会在京举行

<正>本刊讯8月8日下午,媒体法律顾问专题研讨会暨《民主与法制》社聘请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签约仪式在京举行。近年来,随着新闻媒体的市场化和大众法律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新闻侵权案件越来越多。被报道对象的形象或利益因媒体报道遭受损害时,往往会以诉讼的形式与媒体对簿公堂。如何从源头避免诉讼风险,日益成为包括政法媒体在内的所有媒体的一门必修课。本次媒体法律顾问专题研讨会,以"媒体与律师:互动共赢,推进法治"为主题,连续举办3场,媒体工作者、律师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知名院校法学院的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共同探讨媒体法律风险防范与应对问题,促进了媒体业与律师业的相互了解与沟通,取得了许多有益的共识。     

群众说好才算数

土默特右旗推行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四五六”工作法，受到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领导的高度重视，要求进一步总结推广其经验。本刊记者在深入土默特右旗采访时，亲身感受到土右旗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联系和服务人民群众的责任意识、公仆意识，真切看到了群众满意的笑脸，也更深刻地领会到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和大力宣传推广土右旗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四五六”工作法的重要意义，尤其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际，学习和推广土右旗“四五六”工作法，更有着典型意义和示范作用。     

论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继承

若两个行政行为之间存在法定的先后关系,在先行行为无法争讼后,能否在后续行为的撤销诉讼中主张审查先行行为的合法性,这就是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继承问题。固然可以通过立法明确禁止在后续行为中审查先行行为的合法性、或者灵活运用救济时效的例外事由允许直接针对先行行为提起撤销诉讼,但法院始终都可能直面违法性继承问题。公定力与不可争力因仅针对行政行为的效果而言,故而均不构成承认违法性继承的障碍。违法性继承论应作为行政救济法上的问题来理解,其实质在于私人权利救济的必要性与先行行为的法安定性需求之间的权衡问题。在先行行为的权利保障程序并不充分、安定性需求不甚强烈的情况下,法院可给违法性的继承论作出肯定的回答,拓宽私人权利救济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