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教义学能为立法贡献什么?

将法教义学定位为"现行实在法科学"并不意味着它与立法没有关联。反对"法教义学能为立法作出贡献"的主张可以被归纳为四个命题,它们都源于对于法教义学本身的错误理解。法教义学既具有稳定化和整合功能,也具有革新功能。在此基础上,法教义学能为立法作出贡献的理论基础在于承认法的双重因素和追求立法的科学化。一方面,法教义学可以影响立法的内容,其影响途径又分为三种,即直接为立法提供支持、间接为立法提供支持,以及对立法进行批判。另一方面,法教义学也可以影响立法的体系,这种结构性影响更加稳定和持久。因此,在规范性的意义上,离开法教义学的立法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意味着要取消立法的形成空间,而只是意味着要对立法者的权力进行理性限制。     

谁来破解农民工“技能瓶颈”

正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许多企业都喊"招工难",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原因何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用工单位需要技术工人、技能人才,而多数农民工却缺乏技术技能,只能卖力气,供需不对路。由此看来,技能缺失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农民工就业,乃至城镇化进程的"瓶颈"。不突破,问题重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人口已经超过2亿,其中至少半数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而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和产品、工艺的升级换     

立法允许摆路边摊立多一点“治理”思维

7月2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公布《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草案修改征求意见稿）》，拟划定区域摊贩、临时指定区域摊贩的清洁服务费、场地使用费及使用管理费实行政府定价，有条件的应当给予政府补贴、减免收费等优惠政策。     

湖北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与启示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制度日益完善，组织载体日益健全，内容不断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广大农民广泛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日趋健全，广大农民群众正在农村这一广阔天地里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湖南省：立法构筑“禁毒网”

日前，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分组审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办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根据此前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办法草案提出的建议，以及立法听证会的意见，二次审议稿在关于邮政、快递和物流企业的禁毒要求，以及特殊人群涉毒人员收治管理等方面的规定进行了修改。     

学习四中全会精神 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键在坚持党的领导

党和法治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法治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直接关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成败，必须讲清楚这个问题，正本清源、以正视听。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我国预防腐败地方性立法现状述评

当下,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我国惩治腐败的方针是"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因而,我们更注重腐败预防机制的构建。我国目前缺乏预防腐败的中央级专门立法,这给我国预防腐败地方性立法创造了空间。然而,我国预防腐败地方性立法呈现参差不齐的现状。2013年广东省两个经济特区预防腐败条例的出台成为我国预防腐败地方性专门立法的良性实践。在充分肯定两部地方立法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我们仍然需要借鉴国际预防腐败的先进经验。     

社会生活转型的困境与对策

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组织形态的变革、职业类型及职业活动方式的分化以及更加自由的选择权利和选择机会。与国际社会进一步接轨，而且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也将更加开放，与国外的思想、文化交流会更加频繁和深入，带来社会成员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将、赌博”等休闲方式的公众仍占较大比例。仅25．4％的受访者表示没有这一经历，22．5％的公众经常从事“打牌、赌博”等休闲方式。     

“跑步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发展问题分析

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进步状态的标志，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快速发展进程中。“跑步城市化”会造成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的问题，城市发展也会失去人文情怀。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有：过分看重城市而忽视农村；城市发展过多施加行政命令；没有形成新型城乡关系；将高楼视为城市的唯一标志；忽视居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文娱设施与城市发展不同步。这些问题影响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整合资源，稳步推进城市化。     

对消费者撤回权立法模式的反思

从比较法学、法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民法基础理论和我国市场现实情况这些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消费者撤回权的最佳立法模式应是仅在严重影响消费者自我决定自由的上门推销中对于消费者的撤回权采取强制性的规定,而在通过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进行的远程销售和消费者信贷合同、人寿保险合同等复杂的消费合同中则应采取任意性规定的立法模式。为此,法院或行政机关在适用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时需特别慎重,应兼顾消费者和商家的利益,而不能盲目地倾向消费者。未来我国消费者撤回权的立法模式也应逐渐向这种最佳模式转变。同时,应相应修改《直销管理条例》第25条,并在一些单行法中针对一些复杂消费合同建立任意性的撤回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