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国外的普遍作法,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利于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当前在我国确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更是适应庭审方式改革、推动证人出庭作证、抑制违法侦查等现实的需要。我国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的身份应该是证人。     

我国侦查透明制度的建构

侦查是现代刑事诉讼程序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我国侦查理论与实践长期以来奉行侦查保密原则。事实上,侦查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构造,理应符合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坚持侦查保密原则不动摇的前提下,主张一定程度的侦查透明,这是程序正义的应有之义,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侦查透明有其独立的理论依据和价值基础。要在我国实现侦查透明,必须相应地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     

简析美国的诱导性询问

诱导性询问,是指询问者为了获得某一回答而在所提问题中添加有暗示被询问者如何回答的内容,或者将需要被询问人作证的有争议的事实假定为业已存在的事实加以提问而进行的提问。依据询问者的主观意图不同和对证人控制幅度方面的不同,诱导性询问可以分为不同种类。诱导性询问规则是保证举证和质证有利于揭示案件真相而不是远离这些真相的一项重要规则。诱导性询问作为一种询问和质证的方式运用于美国司法审判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具有一定的价值。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德的关系

社会公德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制度合乎正义的安排与伦理建构。社会公德是公共生活的道德要求 ,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解决了公平与效率问题 ,另一方面又培育出社会公德的忠实遵守者 ,为当代社会公德生成、培育创造了条件。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断发展与完善之中 ,当代中国社会公德问题才可以得到根本的解决。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观研究

亚里士多德以中庸为特色的政治正义观反映了其政治哲学的价值理念。他从伦理学“中庸至善”的基本思想出发 ,认为政治正义同样遵循着这一原则。“法律是中道的权衡” ,“中庸是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 ,“获得财物须以中庸和比例为准则”以及“品质为现实活动所决定”等准则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政治正义的基本理念和特色 ,代表了西方政治正义的原初状态。亚里士多德政治正义观有其产生的现实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演进的法理学思考

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的演进适应了民法从个人主义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演进的过程从个人的视角观察,实现了人的解放与发展;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体现了以效率为追求的进化性发展路径。归责原则的演进实现了司法视角的转换,但无过错责任原则并没有否定矫正正义的价值取向。     

美国不当搜查对策体系析解

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美国建立了相当发达的不当搜查对策体系。不当搜查对策体系确立的基础是国家的诉讼价值取向及社会对“正义误差”的认知层次,正是确立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不当搜查对策体系发展和完善的方向。     

西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介评

刑事和解被认为是在刑事诉讼价值多元化的理论指导之下,为了实现平抑社会冲突,实现对刑事被害人权益救济的一种的理论选择。被害人参与刑事和解的内心动因的理论基础是刑事和解程序所固有的恢复、平衡和为被害人提供一个叙说被害体验的空间之功能。     

浅谈构建完整的司法公正理念

司法公正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必然要求,建立完整的司法公正理念则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司法公正包含法律正义和公正司法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正义是公正司法的起点和归宿,公正司法则是法律正义的实现方式。法治信仰、法律权威、法制统一、司法公开、司法独立等作为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缺一不可,有机构成了我国完整的司法公正理念。     

防止警察滥用权力

警察权在一个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利的缩小,警察权力的滥用往往使公民权利化为乌有。警察执法活动中的违法违纪问题和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在现代法治国家,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应以法治的理念重新审视警察权,并以法治原则和观念指导警察权的设立和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