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只瞄着位子干工作

干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同志的价值取向却发生了偏移，他们工作只是瞄着位子干。正如一位高级领导干部最近所说，现在确有少数人整天只想着当官，成天琢磨哪里有位子、有几个竞争对手、怎么能当上这个官。这种现象同共产党人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背道而驰，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水火不容，眼下很有必要结合“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学习贯彻，加以防止、纠正和杜绝。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法律根基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八荣八耻”的实现,需要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法律根基。     

日本非对抗式诉讼成因分析

日本经历的三种刑事诉讼模式都属于非对抗式。它虽然受西方法律影响很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曾经一度在一定范围内实行陪审团审判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吸收了诸多当事人主义的内容 ,但受传统的宗教思想 (神道教、儒教、佛教 )影响以及家族国家观的制约 ,在开放性和保守性民族心理的支配下 ,最终选择了非对抗式的诉讼模式     

科学发展观:当代中国经济法良法观之核心

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国家调节是现代国家重要的经济社会职能。科学发展观作为党和国家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思想,它同经济法的应然价值、理念和功能是一致的,应当成为经济法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经济法良法观的核心内容。经济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民众权利,对国家调节权力予以严格规制。经济法不仅关注经济效率,也关注社会公平。经济法应充分运用其权利调整和再分配功能,通过国家调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经济法应当、也能够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解决好当前中国存在的诸如收入分配制度、“三农”问题、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乃至医疗、教育等各种突出社会问题。经济法在作出重大社会贡献的同时也将使自己不断发展完善,成为良法。     

“三个代表”与毛泽东思想——论毛泽东的科学生产力观、文化观、群众观和“三个代表”对其继承与发展

党 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胡锦涛2003年的“七一”讲话 ,把“继承和发展”表述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 ,并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刻领会的论断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三大理论成果”。这些 ,说的都是“三个代表”与老祖宗的关系。本文只就“三个代表”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作些阐述 ,藉以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同时进一步探讨形成“三个代表”的理论基础的问题…     

论改造罪犯的犯罪观

罪犯的犯罪观是支配其犯罪行为发生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应将扭转罪犯的犯罪观作为改造的主要内容。在改造犯罪观上，应认真把握好“揭示”与“改造”两个环节。“揭示”的原则要求是：思想方法力求科学，在方法上力求综合，搜集材料务求全面，要抓好揭示的有利时期。“改造”的要点是：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破立结合”的原则；在教育内容上，要贴近罪犯的思想实际；在改造重点上，要注重提高罪犯的认知水平，对改造效果要进行反复测评，注意巩固罪犯已经形成的良好习惯。     

统计的退出及进入观

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我国政府统计，计划经济色彩很浓，经过80到90年代的发展，增加了许多市场经济的内容。可是到目前为止，以专业为主的统计格局还没有改变。统计的领域还非常有限，统计的方法和手段还比较落后，统计的理论建设还比较迟缓，统计的社会影响还比较弱。要适应新世纪统计发展的需要，政府统计必须从有限的资源中退出一些领域，同时进入新的研究领域。     

文论史上的三大文学语言观述评

文论史上的文学语言观可归纳为三大类 ,即载体论、本体论和客观论。载体伦把语言看作文学的载体。本体论认为语言是惟一标示着文学的存在和价值的本体。客体论把文本语言看作是为了读者的阅读而存在的客体对象。笔者认为 ,从完整的文学活动的观点看 ,无论是语言的传递内容的工具作用 ,或是语言的标识文学存在的本体作用 ,还是语言的引发审美经验的客体作用 ,都可归结为一种中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