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片面轻刑化之理性反思

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合理界限不明所导致的片面追求轻刑化,造成在理论上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不平衡,在实践上会对加害人与被害人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为了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应该明晰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合理界限,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宽严相济的刑罚政策,构建独立于成年人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健全被害人司法救助体系,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完善社会矫正工作。     

网约车监管制度的反思理性法设计

我国网约车监管所具有的一系列特点决定了其存在下列问题:首先,网约车监管的巨大信息量和工作量使政府部门不堪重负;其次,对于预防性监管,政府部门往往缺乏热情;再次,权力寻租的可能性变大;最后,政府和网约车企业之间缺乏缓冲,政府将与网约车企业共同分担风险。针对上述问题,程序导向的反思理性法理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制度设计思路。反思理性法追求的是受规制的自治,即主张通过对被监管者的内部决策和外部协调机制的矫正,实现社会公共责任的内化,社会主体内部管理体系的重塑才是元层面的监管策略。重新设计网约车监管制度对于公共安全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一监管体系的核心则是以安全为目的的网约车企业管理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理性失衡及其出路

理性均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价值取向，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国家理性消解人民理性，统一理性代替分层理性，知识理性置换实践理性的真实境遇，通过让渡国家理性，回归人民理性，打破统一理性，设定分层理性，尊重知识理性，强调实践理性，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走出理性失衡的困境。     

试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理性

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红军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通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等一系列实践探索,逐渐形成并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变了军权私有的军事制度和历史现实,这构成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关于军政关系的理论,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理论基础来源。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建构的一整套系统化、规范化的原则、要求和制度,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合理有序运行的重要层面。进入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继续发展和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力量保证。     

学党章遵党章:逻辑·问题·要求

学党章遵党章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具体措施,在实现党的伟大事业中有着重要的政治地位。全面分析其内含的严密逻辑关系、存在的严峻现实问题、所需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成为党员培育党章意识的基本环节。学党章遵党章在制度设计、贯彻执行中还遇到学、教、遵三维度的问题,存在部分党员与党组织违章的现象,影响了党章的权威。针对学党章遵党章中存在的问题,坚持理性思维和辩证法,提高党章授课的严谨性,以及坚持违章执纪的严肃性,才能促进学党章遵党章成为自觉行为。     

“法理”概念的本体论

“法理”并不是法律人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具有相当的实在性。无论对“法理”作何种具体解读,从本体论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法理”乃实在法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法理”是从法的实践理性中推论出来的“规范之理”,旨在评估和反思法律的规范性和正确性。法理本体没有同一的存在形式,而是以“部门法学之法理”和“法理学之法理”的形式被认知。“部门法学之法理”与特定国家的实在法相连接,指向的是“法律规范/法律规整之理”,通常以法教义学的方式来提取。“法理学之法理”是在教义性法理的基础上推论出来的二阶法理,并不局限于经验的实在法之内,只能通过理性实践论辩的方式被证成。     

强制婚检与婚姻自由的宪法保障

强制婚检与疾病婚禁婚制度有着密切的制度关联。在我国婚姻立法禁止患有特定疾病者结婚的前提下,法律将婚检设定为婚姻登记的前提条件有其合理性。但疾病婚禁婚制度对当事人婚姻自由的干预逾越了必要的限度,《民法典》将疾病婚禁婚改为可申请撤销,这是在当事人的婚姻自由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健康利益之间维持了一个适当的平衡,因此符合宪法。在《民法典》不再将患有特定疾病作为禁婚对象的条件下,强制婚检制度就有必要随之改革。此外,可撤销婚姻制度也有助于推动公民在婚前积极进行婚检,因此没有必要恢复强制婚检。     

证据法的基本权利保障取向

证据法的理性主义传统,既要求通过理性证明的方式去查明事实真相,而非诉诸神明和暴力;又不以追求真相为最高目的,而是将其视为实现正义的手段.这种理性传统,决定了法治国家证据制度具有求真、求善的双重功能,并将公正奉为首要价值,从而奠定了基本权利保障的价值取向.我国证据法学研究和证据制度建设正在经历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型,权...     

把知识开放出来的思想和思想者——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一

围绕《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以及相关文化语境展开知识批判.在高度赞赏邓正来通过论辩的方式来开放出问题的方式与能力的同时,也对其提出如下批评:在追问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否是那些能够使中国人能够共享一种更有德行、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的原则?"的同时,却忽视了我们当下生活本身的诸多正当性缺乏与"极不可欲";在对"现代化范式"进行颠覆和批判的同时,也遮蔽了对传统的"天道观知识范式"的清算,而后者对于我们的精神和身体的型构力量要强大得多,对于重新定义中国所构成的障碍也强大得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所运用的知识辩难和批判论辩的方式及其所可能培育出的形式理性和制度理性,对于"主权中国"向"主体性中国"的置换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活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