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抱团发展 释放叠加效应——贵州省大力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方式助力脱贫攻坚

实践证明,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方式是符合贵州实际、行之有效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既发挥了龙头企业连接大市场的作用,又发挥了合作社组织农民、管理农民的优势,同时还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充分调动了企业、合作社、农民的积极性,有力推进了全省脱贫攻坚进程。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载体探索与思考--以都江堰石花社区成立法人+自然人的“两合”公司为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认识集体经济组织在新型城乡治理形态架构中的定位,理清新型城乡治理形态架构中的关系,对于优化基层治理模式,深化农村改革有重要作用。都江堰市向峨乡石花社区发展集体经济的形式是法人+自然人构成的两合公司,为其它地区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载体形式提供了思考和借鉴。     

明确标准建好用好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为有效提升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水平,全面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辛集市近年来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标准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聚焦问题短板,细分“四种类型”持续攻坚。结合基层党建述职考核评议的前期调研工作,市委组织部机关干部全员参与,对全市344个村实地走访一遍,建立活动场所图像档案7000多张,摸清底数、查摆问题、明晰思路、精准发力,实施分类攻坚。     

开展“把老乡留在老家”专项行动 促进乡村组织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铜梁区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深入推进全市乡村组织振兴试验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大力开展把老乡留在老家专项行动,千方百计回引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回乡创业就业。     

贵州农村合作社可持续发展主要约束因素及路径选择

合作社经济也叫合作经济,是人们为了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谋取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通过资金、劳动、技术或生产资料入股的方式,在平等互助基础上,自愿联合建立的一种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经济与股份制经济一样,产生于现代工业文明初期,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改革开放后,贵州农村合作社发展主要经历20世纪80年代至2003年自主发展和2003年至今引导发展两个阶段,取得了不俗成绩。     

解决好县域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关键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切实解决好县域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当前,县域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表现在头重脚轻,具体表现在城乡社区区划格局及组织倒置。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组织再造,即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通过重建利益协调机制激发基层治理活力,以新时代家庭伦理建设完善基层社会的免疫系统。     

疫情之下,如何面对不可抗力? --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教授

中国法学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是法学界、法律界的全国性群众团体、学术团体和政法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团结和联系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截至目前,中国法学会成立的学科研究会有51个,省级副省级法学会成立的研究会超过900个。全国共有3000多个地方法学会,在组织机构设置上基本实现“全覆盖”,其中省级法学会32个,地市法学会410个,县市区法学会2630个。中国法学会会员总数已超过72万。     

中国政治过程中宣讲机制的运行与功能研究

宣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沟通技术。在政权组织内部的沟通中,宣讲旨在使党员和各级干部领会中央精神,增强其思想和行动自觉,使各地方更好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在政权组织与社会力量的沟通中,宣讲旨在通过理论掌握群众,凝聚社会共识,使社会力量成为治国理政的积极性力量。宣讲机制在增强话语权、营造仪式感和塑造认同感三个方面发挥了书面传播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周期性、巡回式和多层次的宣讲活动中,宣讲机制增强了国家话语权,确保宣讲受众能够真实准确地理解上级精神。宣讲机制营造了特定的仪式氛围,提升了传播效果。宣讲机制阐释党的纲领和路线与受众利益的契合性,对以往成就和未来前景的宣讲进一步增强了受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在政治信息的传播和内化等方面,宣讲机制的表现力、感染力具有书面传播不可比拟的优势。     

准确理解和运用民政工作的“四个特性”

2020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李纪恒结合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重要指示论述精神的学习领会,提出各级民政部门要提升对民政工作政治性、群众性、时代性、协同性等四个特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