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思考与启示——兼读沙东迅教授《广东抗日战争纪事》有感

抗日战争胜利走过了60 周年,广东终于有了记述抗日战争全过程的《广东抗日战争纪事》。作者沙东迅教授,更是我有幸结识十多年的史学前辈和师长,他“十年磨一剑,著成抗战篇”,我内心是十分钦佩和敬服的。真可谓“板凳甘坐十年凉, 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我们老一辈史学研究者的真实写照,更是我们后来有志者的“座右铭”。     

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 ,但封建时代的研究是自发的 ,带有强烈的民族歧视和浓厚的政治色彩 ,缺乏客观性。 184 0年以后 ,西南民族史研究由自发转为自觉 ,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新中国成立以后 ,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 ,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以及学术著作、论文不断涌现 ,西南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人类进入 2 1世纪 ,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学者们只有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不断地拓展研究的领域和方向 ,西南民族史的研究才能获得更大发展。     

数十载融会贯通 曾几番启路辟航——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

从探讨魏收之史学、崔浩国史案,至20世纪80年代对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特点的把握、南北朝史学异同的分析,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经历了由个案式向全面考察的融会贯通历程,体现了他立足史料、实事求是,视野开阔、气度恢宏,条理清晰、论证严密和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治学特点;其相关成果多有突破前人之处,反映了他循风气之先的卓越史识,有启迪后学、开辟蹊径之功。     

新时代下的新思考:张晋藩先生对中国司法文明史的探索与贡献

一、范式与方法的转变:从《中国法制通史》(10卷本)到《中华法制文明史》(2卷本)再到《中国古代司法文明史》(4卷本)众所周知,张晋藩先生是新中国法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10卷本)是法史学领域的扛鼎之作。近年来,张先生的学术思考呈现出一个理论范式的转换,即将思考的重心由具体法律制度转移到法制文明、司法文明上来,代表作是2012年张先生独著的《中华法制文明史》2卷本以及最近出版的张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司法文明史》4卷本。     

张晋藩先生的史鉴思想及其典范意义

以史为鉴是古今中外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2019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否实现全会提出的奋斗目标,关键一点是能否真正做到以史为鉴,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张晋藩先生是中国法律史学大师,他一贯强调法律史学工作者要鉴古观今、发挥史鉴作用,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创建党史解释学理论的拓荒之作——吴汉全的《党史解释要论》评介

吴汉全所著《党史解释要论》,是近年来研究党史学理论的重要著作。该著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架构学术理论体系,并基于历史学视域建立党史解释学的研究体系,同时亦注重理论阐发与相关例证的有机结合,创建了党史解释学的理论体系。     

谈谈史学研究的历史性与时代性

史学研究必须充分占有资料,舍此将一事无成,这是古往今来史学家的共识。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     

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个都讲全

2009年第11期《史学月刊》上发表了郭德宏的《论民众史观》,写得很好,道理讲明了,也出了不少主意。据我所知,他的这个观点,在不少场合里都说过。因为在他看来,写中共历史不见民众的影子是个大的缺憾。其实,党史界的学者们都有类似老郭的想法,比如龚育之在世的时候就讲过：“党的历史,要写出人民的创造历史活动,不能把党的历史写成仅仅是党中央会议和文件的历史,仅仅是领导人讲话和活动的历史。”这番话是在他的《党史著述中的十大关系》中说的。     

对《十批判书》的评论与争议之回顾与认识——一个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的个案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但对其评论一直众说纷纭。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自己认为,其在材料上全面爬梳与悉心整理,在基本观点上持“以人民为本位”,在研究方法上“向社会还原”与“判定价值”。这正是《十批判书》的特色,也是对先秦思想史研究的新意所在,但其材料与方法和指导思想则影响到研究结论的价值取向,成为容易出现争议的要素。     

略论晚清史学特征的形成

晚清复杂的文化生态使得晚清史学具有“主题与变奏”的特征,以民族主义为基调的经世致用是主题,但史学内部考据等因素依然存在,呈现出多重主题变奏的复杂形态。从对清代以来学术和史学发展过程考据、知识主义的考察,即可看出晚清史学特征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