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考证与义理——乾嘉新义理学宏观特征的再检讨

文章从考证、经世两个方面分析乾嘉新义理学的宏观特征及其在理论上的表现,并从戴震、程瑶田、凌廷堪、焦循、阮元等建立起经世、考证与义理的内在关联的论学主张的角度指出乾嘉新义理学的局限。认为他们通过对道器、理气、性命、才情、仁义礼智、忠恕、一贯、经权、克己等基本观念的疏证、通释及其古训的追寻,来表达对自己所感兴趣的义理问题的看法并通过这些看法来表明自己对于人伦日用等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乾嘉学术并不是完全不含思想性的纯学术的运动,也并没有远离明清之际诸大儒学术经世的宗旨,并不只是为学术而学术。     

中国史学的革新思潮与李大钊的变革主张

20世纪初期,在中国史学的革新思潮中,李大钊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实现中国史学根本变革的主张.这些主张所形成的变革方案具有可行性,其对理论研究的强调具有前瞻性,而其史学革新的"持续论"则具有普适性.由变革的理论和方法等层面组成的新的史学"范式",为当时处于探索中的中国史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选择,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史学的进程.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形成及其意义(上)

中国史学自19世纪后期起已蓄积的史学更新趋势,至民国初年由于新史料的发现和中西学术交融的推进,出现了史学近代化的新局面,王国维即为出色的代表人物.王氏自觉继承了乾嘉学者的考证方法,同时融合了西方新学理,其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在撰著<流沙坠简>和<毛公鼎考释>时即已形成.至1917年撰成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两文,即为运用此一方法而取得的重大成果."二重证据法"的成功运用是20世纪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的重要界标,故被郭沫若誉为"新史学的开山".     

侨乡外嫁女文学形象的史学意义

江门是著名侨乡,台山、开平是华侨聚居地。在台山、开平,嫁往海外,不仅是个别女孩的理想婚姻,也是当地家庭、社会的普遍追求选择。女子外嫁不仅改变着她个人的命运,还牵动着整个家族的利益。这种自19世纪初就形成的外嫁女传统,已经成为侨乡特有的一种移民方式与手段,是侨乡特有的社会现象。本文以《金山歌集》《金山伯的女人》等文学作品为依据,在性别视野下解读台山、开平外嫁女的文学形象与史学意义。     

影像史学与改革开放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受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等因素的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逐步得到党史学界的重视。同时,历史不过百余年的影像技术自进入20世纪中后期便得到快速发展,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影像史学亦由此兴起（4）。     

周红妮:平凡世界的非凡人生

六十春秋,倾心军旅文书、组织宣传、档案党史,青春无悔;耄耋岁月,致力田园生活、史学研究、走路骑车,老来有为。这是一位退休长者的人生写照。他,就是自称＂乡下人＂的周红妮先生。一一头银发,步履稳健,脸色红润,眼睛有神,思维清晰,记忆力好,周红妮在平山县老家南水村的住所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用正确的历史观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党史国史和形势政策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这在高校人才培养工作中是至关重要的,而历史学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是责无旁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分党委书记、研究员耿向东发文,阐述用正确的历史观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论大历史观的实践教育路径

大历史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升华和拓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理解和系统学习大历史观,对于切实开展党员干部教育,提高党性认识和加强公众教育等实践教育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大历史观的引领下,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和公众教育,既要强化党员干部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发挥历史对干部的教育功能;又要依托我国丰富的红色资源强化党性教育;还需要党的宣传部门和教育部门等机构结合,以大历史观引领公共史学潮流,并结合新兴传播手段,发挥历史的公众教育作用。     

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苏联新经济政策研究述评

距今已逾百年的苏联新经济政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1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在苏联新经济政策研究的若干重要面向上取得了堪称杰出的成就。相较于前，学者们拓宽了研究对象的范围，集中产出了优秀研究成果，丰富了研究方法，增强了对外学术交流，从而使有关研究在既有路径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研究范式的僵化、实证研究的欠缺及研究队伍的断层等问题亦阻碍了有关研究的继续推进，这就从客观上提出了变革的课题。     

新文科背景下《史学论文写作》课程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探索

在《史学论文写作》课程研究型教学的探索中，力倡“读书得间”的模式有助于学生树立泛史料意识，追求资料的系统性和完备性；提倡“问题导向”法有利于学生保持思维的活力，养成对话意识和创新精神；倡导“博通”的学习理念有益于学生从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用跨学科思维给史学研究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