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聚合的权利对权力的制衡

滥用的公权力对于私权利的损害连续发生,权力的限制反复被强调,但多是从上到下的举措.客观上,这些努力起到了一些成效,但权力天生就具有侵伐性,难以“慎独”.所以在建立“法治”国家的同时,我们应该强调权利的自觉和聚合,并借助社会组织的形式,依靠中层阶层的力量,完善群体诉讼制度,组织分散的民众权利,对抗被滥用的权力.     

公务员制度改革需继续打造“玻璃房”

人民网2012年1月4日刊登严力的文章：近年来，继高考热之后，“公考热”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又一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独特景观，映照出转型期社会发展、阶层流动、资源分配的诸多侧面。目前，公务员队伍的入口有考录、调任、公开选拔等多种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是考录制度。     

犯罪论体系的误解与澄清——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建构模式及对我国镜鉴

中国刑法学界一般在刑法总论探讨犯罪论体系建构问题,即定罪模式合目的性的考察与路径抉择。俄罗斯学界则通常在刑法分论探讨定罪问题,即所实施的具体社会危害行为与现行刑事立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之间合致性(符合性)的认定。我国刑法学界对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定罪机制)缺乏应有的认知,通常将德国“犯罪论体系”(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与俄罗斯“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相提并论,并因此而将移植于苏联的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置于同一层面进行比较。然而,基于错误认知进行的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必然谬之千里。应在厘清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内含之定罪原理的基础上,摒弃无谓争论,合理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犯罪论体系。     

论统一战线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新使命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统一战线的新使命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认识和处理带有全局性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保持和促进这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和谐。     

社会中间阶层的兴起对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挑战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要适应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所有制结构和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变革,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也相应处于分化、调整和组合过程中,特别是社会中间阶层的兴起,更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     

城市农民工阶层化问题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以及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农民工内部已经发生了阶层分化,从上到下依次划分为准市民身份的农民工、自我雇佣的个体农民工、依靠打工维生的农民工、失业农民工、失地农民工这五个阶层。经济收入的差异是导致城市农民工内部发生分化的最直接、最本质的原因。农民工阶层化未来发展将呈现出城市农民工数量持续增加,农民工阶层在经济层面进一步分化,农民工阶层由基础的经济层面的分化进一步转向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分化,城市农民工的阶层流动从自发转为自为等趋势。     

从思想上建党——毛泽东的建党学说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十分重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来自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也有不少来自知识分子,还有来自非劳动者阶层的革命分子,党又长期处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环境下,因此,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     

论商法中的经理权

商法中的经理权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功能,一是明确了经理人对企业的管理权,强化了企业的管理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功能,二是安全功能.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经理职权并不是商法意义上的经理权,在我国公司法中真正与经理权制度相似的制度,是法定代表人制度,但它不是一种典型的商事法律制度.与商法中的经理人(强调其对内的管理权和对外的缔约权,其追求的目标是满足商事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效率与安全)也不相适应.因此,设计一个全面清晰的商事经理权制度对于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企业改制的难题以及对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前“四个深刻变化”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当前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增多: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将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社会阶层分化将加大社会管理和社会稳定的难度;社会利益分化将加剧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将引发社会成员的认同危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面临新的严峻的挑战。     

反腐败的中国社会语境探析——以我国市民社会阶层分化为视角

我国市民社会阶层分化表现出阶层差距过大加剧社会断裂、阶层结构闭塞导致 社会流动不畅、权力配置失当加深阶层矛盾等现状。由此,埋藏着腐败的社会结构诱因。具 体来说,阶层差距过大造成某些公职人员的财富观异化、社会流动滞涩造成既得利益群体腐 化堕落、权力配置失衡及不当运用促发腐败行为。而市民社会也蕴藏着反腐败的阶层动力, 因为腐败行为与市民社会自由平等的价值基础相抵触、腐败行为与市民社会的存在基础—— 商品经济相抵触、腐败行为与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发展进程相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