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法定继承人顺序的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社会财富的日益积累,人们拥有的个人财产也日益增多,现行继承法关于法定继承人顺序的规定日渐显现它的滞后性和片面性.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现状,为了尊重群众的继承传统和继承习惯,为了符合国际上的继承惯例,有必要对我国法定继承人的顺序作以重新调整,以规范我国的继承制度,促进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民政局原告资格之法理分析

一、同样案情,两样判决(一)江苏省高淳县民政局代诉案1.基本案情2005年4月2日,被告王昌胜、吕芳因交通肇事,致一位老年无名男子当场死亡。经高淳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认定,两被告对此次交通事故负同等责任,死者不负事故责任。交巡警大队于2005年4月4日在《南京日报》上刊登认尸启     

能否以补正公证书把遗漏继承人“补”回来

继承足公证处最常办理的业务之一,对于继承公证,公证员可能都曾有过这样的感受,那就是在现有的查证条件下,要确保每一件公证都不发生遗漏继承人的现象,恐怕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近几年来随着房屋的不断升值,一些不讲诚信的当事人心生邪念,采用开具虚假证明的手段,隐瞒有可能不愿放弃继承权的继承人,以达到骗取公证书、独吞父母遗产的目的.正是因为这些恶意的欺瞒行为,使得遗漏继承人成为时常困扰公证处和公证员的一大顽症.被遗漏的继承人申请公证书复查时,公证书往往面临被撤销的命运.     

打印的遗嘱遭遇法律“真空”

财产继承起纠纷近日,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遗产继承纠纷。由于被继承人徐老汉所立的遗嘱为打印件,且当事人无法证明该遗嘱系被继承人本人打印,又无其他见证人签名,法院因此认定该遗嘱无效。徐老汉和刘某育有两子一女。儿子成人后,徐老汉相继为他们盖了房子并按农村习俗分家另过。后来,徐老汉的女儿出嫁了,     

关于完善《继承法》中法定继承人范围的几点思考

现行的《继承法》颁布于1985年，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人民群众所拥有的私有财产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加。如果我们仍坚持现行《继承法》所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范围，将导致遗产无人继承的情形日益增多。为尽量不将遗产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笔者认为应适当修改现行《继承法》所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范围。     

遗产管理制度的设立基础和体系架构

1985年实施的仅有37个条文的《继承法》的修订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2年立法工作计划。由于当前的社会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私有财产状况、亲属关系等与《继承法》制定时相比都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再加上法学理论基础研究的加强,因此,对于继承法的修订就不能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需要按照一定的理论基础完善现有的制度,以及建构新的制度。其中,遗产管理制度就是我国继承法修订时亟待构建的制度。当前普遍存在的继承人的继承权被侵害、遗产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实现的现象,大多源于缺乏有效的遗产管理制度。     

遗体组织捐献利用中的相关主体利益平衡研究

遗体组织捐献利用中的主体包括自然人、自然人之继承人及社会公众三方,在遗体组织捐献利用过程中会产生三种形式的主体利益冲突:捐献决定作出时自然人与社会公众利益间的冲突;捐献决定未作出时自然人意志与其继承人意志间的冲突;以及捐献后对遗体组织利用的社会公益性需求与自然人之继承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之间的冲突。在处理利益冲突的过程中,应当始终恪守比例原则,为三类主体的利益折损保持其最基本的"底线",在此基础上则要以自然人意思自治之利益为最高准则,仅在自然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以其近亲属类监护人的一致同意替代其意思自治。与此同时,要以鼓励行业自治的形式完善相关的社会公示与监管制度,从而构建一个周延的法律制度框架,保证遗体组织捐献利用的规范化与秩序化。     

大数据时代下公证行业的应对

当今时代,绝大多数世界级的企业都将业务触角延伸至大数据产业,我国很多行业、政府部门也敏感地把握大数据时代的潮流趋势,重视对大数据的研究与利用,将其上升到了战略层面。在这样汹涌澎湃的浪潮下,公证机构和公证从业人员应当鼓起开拓创新的勇气,积极成为信息时代的弄潮儿,为行业赢得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笔存款 该归谁所有

<正>案例1丈母娘不满女婿,拒交女儿工资存单小利的父亲早逝,一直和妈妈相依为命。从读书时的奖学金到工作后的工资、奖金等,妈妈都以小利的名义存进了银行。前年年初,小利带男朋友回家,却遭到妈妈的反对。但小利执意要和男朋友在一起,母女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去年年初,小利为了筹备婚礼,想取出由妈妈保管的22万余元存款。结果却令她大吃一惊,妈妈竟然在几个月内分批将这     

无纠纷背景下公民实现继承权制度的构建——关于对《继承法》第15条进行修正的建议

公民的继承权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公民实现继承权的最主要形式就是顺利地继承被继承人遗留的遗产，这同样也是《继承法》立法的主旨之一。我国现行《继承法》立法中对于公民如何实现继承权的规定较为简单，尤其对于无纠纷背景下公民如何实现继承权的具体规定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而在实践中，公证机构在无纠纷的情况下办理的继承案件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法院审结的继承纠纷案件。无纠纷背景下公民实现继承权的实践要求《继承法》的立法修改过程中能够对此进行一定的支持和呼应，而公证机构在这种实践中所发挥的有效作用也应该得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