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际热点

3月29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卢比扬卡地铁站和文化公园地铁站发生连环爆炸袭击事件,造成40人死亡、80多人受伤。此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达吉斯坦共和国和印古什共和国相继发生多起爆炸袭击事件,造成10多人死亡。这几起恐怖袭击事件使俄国内安全和反恐形势骤然紧张。     

冷战以来美国对南海政策的演变（1950-2004）

2009年3月8日,南海海域发生中美船舰对峙事件,这是继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后发生的又一严重事件。3月10日,菲律宾总统不顾中国的反对,正式签署“领海基线法”,将中国南沙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菲领土。一时间南海波涛再起、暗流汹涌。7月2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泰国代表美国政府签署文件,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表示“美国重返东南亚”,     

破解“塔西佗陷阱”的舆论怪圈

在网络时代,“塔西佗陷阱”正随着传播方式的变迁成为日常社会管理中需要频繁面对的挑战。“塔西佗陷阱”,是个政治学名词;“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就是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网络时代,对公共事件的处理稍有不慎,或者日常工作中出现疏漏,都有可能陷入此种恶性循环。有些事件通过网络放大,会有远远超出事件本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危机的治理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大,网民将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暴露"在网上,各种社会力量"汇聚"到网上,形成民间舆论的集散地,社会实情与网络舆情之间的互动格局正在形成。近几年,我国突发的公共事件频繁发生,如"非典"、西藏"3·14"事件、汶川大地震、新疆"7·5"事件等。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过程中,各种难辨真伪的消息相伴而来并迅速传播,形成网络舆情危机,容易引起社会恐慌和不稳定。因此,正确认识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危机,探索其治理路径,对于提升各级政府的舆情危机治理能力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群体事件中公众心理分析及疏导

当前,在社会转型期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而群体性事件主要是公众情绪叠加的结果,因此,对群体性事件中的公众心理情绪进行疏导,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根据群体性事件中公众的心理表现形式和动机,有针对性地提出疏导公众心理的有效方案,以期降低群体事件的发生率,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区韧性影响因素模型研究

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区韧性的强弱对于稳定社区居民情绪、维持社区生产生活、加强风险应对能力等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基于社区韧性理论,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来自湖北、四川以及重庆等地的46个社区47份深入访谈一手数据以及新闻稿件、人物采访影像、电视纪录片等媒体资料的112份二手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构建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区韧性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社区韧性影响因素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来自于社区系统主体层面的管理创新能力、组织再造水平、信息治理能力、“变革”领导力、自治能力、政策执行力、志愿参与水平以及居民自主适应能力等;第二类是社区系统内部环境层面的共识渗透率,包括防控规范、协作氛围以及共同体文化等;第三类是社区外部环境层面的人力、资金、物资以及知识输入等。     

刑法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及限度 ——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等是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常见罪名,但是上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特别是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妨害疫情防控行为时要特别慎重,把握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的限度。在刑法应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行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重从快打击涉疫情犯罪行为,有效震慑犯罪分子,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最后保障法的特性,有必要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从刑法的基本价值、刑法教义学、刑事政策等方面进行限定,确保公平、正义、合理适用刑法,确保疫情防控不偏离法治的路线,确保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适用保持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地方党政干部危机应变能力探析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地方工作也是如此。随着世界时局的变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地方党政干部在工作中面临的复杂情况越来越多,直接影响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基层的和谐稳定,已经成为目前社会最关注的焦点。作为地方党政干部,承担着保一方平安的重任,必须具有较强的危机应变能力,才能从容应对危机事件的发生。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探索与启示——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

2020年上半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国基层社区的首要工作。采用“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考察突发公共事件下我国城市基层社区的治理状态,认为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是社区治理的主导力量;基层行政组织是资源配置和权力行使的核心;社区组织是社区治理的主要力量;其他社会主体(企业、社会组织、居民)从消极回应到积极参与,是我国防疫时期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基本形态。应从加强党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加快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能转变;提升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治理能力;深化其他社会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程度方面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社区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