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民营企业家犯罪离不开教育

民营企业家中,尤其中小企业家群体,在远离犯罪道路、解决其自身经营中所遇到问题时,普法单位、检察院和社会组织应做其企业成长路上的灯塔,把法制教育开展到日常经营中去《法人》杂志2月10日发布的《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样本)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国有企业家犯罪案件和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各占据了总犯罪案件数量的半壁江山,2014年该报告所收集的案件总数为426件,其中国有企业家涉及犯罪案件达245件,占总案件数量的58%,而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则达181件,占总案件数量的42%。     

马克思自由思想的三个维度

自由是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的,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自由、探索自由的历史。自由问题也是马克思一生追求的崇高理想和终极目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种关系是马克思自由思想的三个维度。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物质实践活动的自由发展自由表现为人对必然的正确认识和改造。恩格斯指出:"自由不在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1]可见。     

新常态下公务员政治认同评估体系及差异化分析——基于Z省的实证研究

随着改革开发的逐步深入,社会各个群体对现有政治体制及其改革前景的认同情况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其中缺少对于公务员群体的相关研究。基于此问题背景和研究现状,本文选择公务员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从评估体系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量化分析了新时期我国公务员政治认同的总体状况及群体差异。     

从人的三重属性分析价值冲突

人的三重属性既是人固有的本质属性,同时也是研究和考察问题的一种理论方法。人的类、群体、个体的三重属性决定了价值的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价值彼此既有融合,也存在着冲突,同时,同一层次的价值因主体具有的差异性也会存在着冲突。价值冲突的化解需结合人的三重属性的统一协调发展而实现。     

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留学群体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留学群体与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发展和壮大密不可分,这一群体的出现适应了其时代要求。本文从文化交流、群体互动等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留学群体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为推动当前留学事业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     

民生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自信的逻辑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是指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信任和充分肯定的积极情感,是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和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和灵魂,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着决定性质和发展方向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其理论探索、道路实践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都体现着人民主体性价值自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属性。实现最广泛的民生幸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和价值追求,也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自信的逻辑起点。     

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必要性及难点

自古以来,总有一部分社会成员需要政府和社会或他人的援助才能避免生存危机,各国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层矛盾与阶级对抗,亦在很早以前就制定并实施过诸如救灾、济贫等方面的政策措施。而各国现行的社会救助体系基本都是以收入为限制条件,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收入型贫困问题。一、建立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的必要性探索伴随着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推进,我国形成了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以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为     

中国青年的收入分配公平感研究

本文应用CGSS2005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客观地位对于青年人群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明显弱于局部比较;而在局部比较中,与同龄人比较社会经济地位所引起的"相对剥夺感"是影响收入分配公平感最重要的因素;与自己过去相比是否上升也具有重要影响。青年人群之间的横向相对剥夺和个人前后经济地位的纵向比较是形成青年人群不公平感较高的重要原因,社会应当采用多元改革措施提升青年人群的经济收入分配公平化,避免群体间、群体内的收入差距过分拉大。     

才女“越界”、声望竞赛与明清江南社会运行

明清江南社会出现了才女群体与男性士人交游的社会性别空间"越界"现象。与男性士人"越界"交往的才女群体得到了江南社会的容忍和鼓励。明清江南社会的声望竞赛是才女群体"越界"交往这一历史现象得以出现的关键。才女群体的个体才华,可以使得自身加入江南社会的文化网络,为家庭和男性士人赢得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从而提升自身家庭与男性士人在江南社会中的声望,而通过才女群体婚后对社会性别空间秩序的遵守,才女"越界"交往仅被定义为生命周期中的阶段性事件,从而又保证了江南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     

刑法教义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

刑法教义学既包括教义学方法,也包括教义学知识;教义学方法是无国界的,但教义学知识是对一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所作的解释,因而是有国界的。德日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表明,共犯的定罪与量刑均取决于正犯,因而决定了其共犯理论必须采取实质客观说以区分正犯与共犯;而中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表明,共同犯罪的定罪与量刑是截然可分的不同层次,因而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采取形式客观说就足以解决问题。中国刑法和德日刑法对侵占罪规定的成立要件并不相同,"拒不退还"、"拒不交出"在中国的侵占罪中是一种客观处罚条件,是独立的行为要件,因而不能将其融入"非法占为已有"的含义之中。中国的刑法教义学研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以中国刑法的规定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并受其严格约束;要真正构建中国的刑法教义学,必须唤起研究者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