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三个历史性突破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是中国现代化实践进程中的经验积累、道路选择和行为方式的凝结。中国特色决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它带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它是在立足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对世界各种类型现代化发展特点的优化整合与历史超越。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由实践、到经验、到模式、到特色、到全面发展等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在关键环节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具有先进性、创造性。     

究竟是谁误解或曲说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胡义成先生商榷

价值的本质上的规定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而非使用价值;生产力始终是有用的具体劳动的生产力,但不等于有用的具体的劳动本身就是生产力。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劳动价值论,绝不是什么生产力价值论;价值规律与劳动价值论一元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将二者划等号;资本生产力是马克思曾批判过的观点,并非是马克思的命题。     

浅议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下学习能力的培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促使人们以一种新的视角来审视教育.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作用,从辅助地位提升到基础地位.适应教育现代化和教育信息化的趋势,学习能力的培养不仅是学习者知识创新的基础,也是现代教育全面创新的重要环节.本文从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下的互动学习、自主学习出发,探讨尊重个性、激发潜能、掌握终身学习本领、提高信息素养的学习能力培养.     

科学发展观与思想理论建设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是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指针,也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指针。科学发展观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最新成果。     

毛泽东商品经济理论及其对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示

毛泽东提出的要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搞经济建设要利用价值规律,不能剥夺农民等一系列商品经济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过程中予以坚持和继承。毛泽东商品经济理论中的历史局限性部分则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教训,启示着我们必须尊重经济发展规律。     

论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要实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就要遵循“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这个根本原则。它体现了理论研究过程中被反复证明过的创新规律。坚持这一原则,有利于避免理论研究中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倾向,有利于避免误入归结法和还原论造成的歧途,有利于避免处处以国外研究为准绳的不良导向。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遵循“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原则,就要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作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评判创新理论真理性的标准、作为判断理论有没有价值的衡量尺度。“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是党中央对理论工作者的要求,是时代对理论工作者的要求,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理论工作者的要求,也是理论自身的要求。     

关于战术基础理论创新型教学模式的构想

教学模式是构成课程、选择教材、指导教学活动的一种计划或范型。可简单地理解为教学的一般结构、进程和运用的方法、手段。战术理论作为理性认识了的执法战斗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其教学模式有其特殊性。文章围绕“集约施教,自主施学”的创新教育理念,从“构建教学模式的总体思路、构建教学模式的主要内容、构建教学模式突出体现的思想”三个方面,对战术理论的教学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研究。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民族理论的创新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理论提出了两个“始终是”的思想;提出“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三个体现”和“三个不容”;提出了“四个交织”的新思想;提出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主观意图也可决定行为性质——从一起特殊的案件引发出来的浅论

世间万物是复杂的、多变的,刑事案件也是离奇的、怪异的。因此,在认定行为性质时,尤其需要针对个案的特殊性,运用刑法理论,进行具体分析。务求因事而别,因人而异,切不可一概而论。笔者作为辩护人承办的这起案件就是典型的一例。一个犯罪行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被告人王某和被富人张某早在1980年相识,1982年第一次合伙做生     

野生动物利用法律制度的嬗变与破局

我国野生动物立法经历了基于国有自然资源的保护、基于商业的规范利用和以禁食为切入点深化改革三次嬗变。以规范供给为主导的前端控制模式来限制野生动物的利用,使得立法意图与实际效果转化产生偏差。禁食野生动物的法律规范应纳入野生动物限制利用这一更大的制度背景,新冠疫情防控要求从保护野生动物、保障人体健康、维护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意图中获得正当性的评价。应在考量比例原则和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确定风险预防的界限,要为确定"剩余风险"科学理性的事实判断与社会理性的价值选择提供沟通的平台,在沟通商谈的过程中,真正使得立法既符合科学的安全考量又获得最大程度的社会认可,实现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