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中的社会组织与人的全面发展——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论域

人类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相对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社会组织的异化程度最小,是人类社会治理的最新也是最重要的尝试.社会组织不仅可以为个人提供安全感、归属感和成就感,满足个人的公共服务需求,而且可以维护和增进公民的社会权利,促进公众的社会参与,培养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人格,从而塑造个性和社会性全面发展的“完人”.     

实施全域旅游战略 奋力决胜脱贫攻坚

正"十三五"时期,荔波将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以全域旅游战略推动荔波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奋力决胜脱贫攻坚,建设好山川秀美、富裕小康、文明和谐新荔波。继荔波县全域旅游发展模式被《人民日报民生周刊》评为"2015民生示范工程"后,贵州省政府批复同意荔波县创建全省全域旅游示范县,荔波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回望"十二五",荔波在省委、省政府打造旅游升级版的指引下,于     

引领新常态 发力供给侧

正"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特别是要深入学习领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高度,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对重大发展     

中国古代“赦免”含义考察

中国古代鲜见“赦免”的表达,多见“赦”“宥”“肆”“大赦”等用法。理解中国古代“赦免”的含义,应当从广义的角度把握“赦”的内容。典籍中关于“赦”的记载,包括“眚灾肆赦”、“三赦三宥”、“存疑而赦”、“国君过市而刑人赦”等内容,表明在大赦形成之前“赦”的含义很丰富,蕴含着责任年龄、责任主体、主观方面、无罪推定等现代刑事制度方面的理念。直至大赦事例出现大赦制度形成以后,中国古代赦免的含义才与现代赦免含义靠拢。总之,在发展变化的历史中通过不拘一格的词语表达出中国古代“赦免”的共同含义,即免除或者减轻刑罚的一种制度。     

有限遏制:一般预防的局限

重刑威吓论与古典功利论对刑罚一般预防作用的夸大与迷信导致了一般预防论曾一度遭到挑战与否定。当代一般预防论者在肯定刑罚具有一般预防功能的同时也承认其局限性。他们普遍认为,一般预防的局限性表现在多方面。本文介述了被当代一般预防论者所公认的一般预防的局限性的5个主要方面,即对不同的人的效果不同、对不同的犯罪效果不同、在不同地域效果不同、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效果不同与因执法的严肃程度不同而不同。     

《漱玉词》中的闺音原唱——兼及“男子而闺音”的比较分析

缠绵婉约的风格和女性化的柔婉抒情,是诗词两途的重要表现。＂男子而作闺音＂的婉约词,以女性口吻伤怀怨别,甚至能够以假乱真。但《漱玉词》立足于女性创作本位,抒写了天真烂漫的少女情怀、幽怨相思的少妇情怀、饱经忧患与淡忘世情的老妇情怀和意欲突破女性角色的性别焦虑这四种情感类型,其真实、全面、细腻是＂男子而闺音＂的代言词所不及的。这也是《漱玉词》对于词史的巨大贡献所在。     

刑法第306条存与废:倾听法律职业人的声音

刑法第306条(又称律师伪证罪)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当存还是当废的巨大争议,这些争议或来自学理或来自实践中的相关利益群体。2009年底至2010年初的李庄案再次使得这一争论从幕后转至台前。通过考察法律职业人对第306条的真实态度,可以深入地发掘争议背后的社会因素:即司法机关观念上的误区;诉讼结构的不合理;追诉程序上的瑕疵,从而从实体和程序上为刑法第306条的未来寻求一条理性的出路———存而慎用。     

浅议思想政治工作与随警作战

思想政治工作与随警而谋、随警而动、随警而融、随警而从有机结合是公安战线的制胜法宝,文章正是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对于公安工作有着巨大参考意义。     

论老子的道

道是道家思想的主题。老子的《道德经》就是关于道本身的专门论述。老子所说的道并非是具体个别的此道或者彼道,而是道自身。老子标明了道与存在的关系、道与思想的关系、道与语言的关系。正是在这三重关系中,道将自身作为自身揭示出来。《道德经》在论说道的同时,也批判了道的对立面:无道和非道。无道和非道是对于道的否定。遵道而行就是要否定无道而肯定道。     

献身兵团 终生不悔

正在兵团成立6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有幸作为劳模代表参加兵团举办的系列庆祝活动,我倍感骄傲和自豪!兵团党委在这个特殊重要时刻,隆重召开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特别是张春贤书记和各位领导刚才亲切接见我们,充分体现了自治区和兵团各级组织、各位领导对劳动模范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和充分肯定。我们大家深受鼓舞,深感振奋!我的人生,是从兵团开始的。在这里,我找到了生命的真谛,理解了生活的意义,实现了人生的价值。1964年,年仅16岁的我响应国家号召,从繁华的上海大都市来到天山脚下的兵团第六师。1970年,我又主动申请到中蒙边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