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组织的“规范主义”运作及其后果分析——基于技术治理背景下的考察

伴随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技术治理实现了对科层制的深度嵌入,形塑出技术赋权体制。在该体制下,国家权力支配的方式与过程发生改变,基层政府行为呈现治理流程规范化、指标设定精细化和全面质量管理等特点。村级组织为应对科层制技术治理要求,采取职责履行痕迹化、组织分工专业化和村庄治理事本化等规范化应对措施。"规范主义"成为理解技术赋权体制下村庄治理的核心。村级组织的"规范主义"运作,虽有助于提高基层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但也带来诸如形式主义、尾巴主义和行政化等问题。由此,构建规范之下有简约、简约之中有规范的"内方外圆"社会治理格局,成为当前乡村治理转型的关键。     

从割裂到弥合：政府技术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政府技术治理研究正在经历一个"吸纳"与"排斥"对峙的割裂发展阶段,重构政府技术治理概念结构,能打开政府技术治理研究的弥合之窗。政府技术治理概念的本质属性是多主体使用现代信息化操作工具及其知识体系实现政治和公共行政目标的过程,信息循证主义和数字技术嵌入双重维度及其质化指标共同构成政府技术治理的概念结构。政府技术治理既是现代信息技术创造问题域和权利域、公共需求样态转变亟待回应等外部推力的结果,也是政府为探寻治理创新路径、夯实公共权威的内生选择。赋能数字经济发展、驱动社会应急管理智慧化和推进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是政府技术治理的可为路径。发挥政府技术治理效用,必然要维系治理价值和技术的平衡,突出治理中"人"的主体作用。     

民粹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论西方知识界解释特朗普现象的误区

近几十年来,西方知识界主流大幅度左转,具有了明显的民粹倾向。基于这种立场,他们将特朗普现象解释为右翼民粹主义。他们修正了传统的民粹主义概念,也曲解了特朗普的思想和言行。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基于激进进步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念,其锚定的社会基础是经济上的底层、以国家福利为生者以及文化上的各种弱势和边缘群体,他们大多属于特朗普的反对者。特朗普攻击精英,但并不反对而是维护精英主导的社会秩序;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多元主义,而是反对走向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对他的排外和种族主义的批评,是基于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立场的偏见。特朗普的公共政策明显具有新保守主义特征,只是其个性特征和行为方式带有某种民粹色彩,但仅据此不足以判定其属于民粹主义者。特朗普现象属于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的保守主义,是抵制美国社会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和走向民粹化趋势的力量。     

“少数中的少数”难题——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困境及其出路

一直以来,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常常因无法包容少数族群的文化差异性而受到批评。为反驳这种"不宽容"的批评,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提出了多元文化主张,以此包容、捍卫少数族群的文化差异。然而近两年,随着恐怖主义威胁以及难民危机日益严重,加上欧美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起,西方学者及民众却开始抱怨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对少数族群"过于宽容",既损害了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也导致族群内部弱势群体的个人自由无法得到保障。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转变令人惊讶,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少数中的少数"难题。而通过对金里卡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介绍与剖析来探讨这个问题,也许能从政治哲学视角分析西方宪政民主国家的多元文化困境及其出路。     

保全证据公证业务的开拓与创新

讲拓展前我想先谈几个共性的问题．也是在具体业务办理过程中的一些想法。一是一定要坚持中立性的原则．这本身也是公证的性质所在。我们要把对方当事人的利益考虑在内。二是要进行合理性审查。合法性审查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合理性审查我认为是更近一步的。例如有些网站提供图片免费下载．如果看到谁用了．就给自己的和对方网站做保全公证，然后索赔。在我看来这就不合理。有故意设陷阱之嫌。合理性审查要根据法律法规、社会的一般观念还有经济现状来审查。三是我认为要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相结合．当然这个和法院的意思不太一样。我们是应当事人申请．很多环节都以当事人为主，例如电脑是当事人操作，购物是当事人买。     

农民、就业与法律父爱主义——以《就业促进法》为例

在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就业成为涉及全局的大问题,也是相关立法必须解决的难题。如果立法中的规定强调政府主导而不注重权利保护,就可能导致法律父爱主义的倾向。《就业促进法》浓厚的法律父爱主义色彩埋下了政府裁量权过大、农民就业权受侵蚀等隐患。为此,应彰显农民的就业权利和自由,以理性、确定和比例三原则来规制政府行为,淡化甚至褪去立法的父爱主义色彩,走出价值悖论的迷宫,使该法善始善终,最终实现其促进就业的目的。     

人大常委会能否监督上一级人大代表

目前对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能否监督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上一级人大代表存在不同认识。有人认为监督上一级人大代表是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其人大常委会没有此权力;也有人认为人大常委会作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权监督上一级人大代表。     

德国物权变动理论研究

德国民法典采取"区分主义"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其思维路径是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相互区分。《德国民法典》第873条,第92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之设定转移,依当事人之合意及登记于登记簿而生效力。动产所有权之转移,依当事人之合意及动产之交付而生效力。     

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探讨

本文介绍了附条件不起诉的概念、司法实践及争议,认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契合了起诉便宜主义之世界刑事诉讼发展的大趋势,具有其正当性;并就《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进行了探讨。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