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现状、成因及对策——对辽宁省沈阳、鞍山和辽阳市阻碍警察执法情况的调研报告

本调研报告是在对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及辽阳市公安局白塔分局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形成的。文章反映了三地阻碍警察执行职务行为的现状和特点,分析了阻碍警察执行职务行为的发生原因和警察权利屡受侵害的原因,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     

非精神性疾病丧失行为能力人的财产处分公证

案例 康某于数日前因脑溢血陷入重度昏迷，家人为其治病花光所有积蓄。病人仍未能从昏迷中苏醒。万般无奈之下．康某的妻子王某决定出售夫妻二人共有之房产为康某筹集医疗费用。在售房过程中，王某被告知．康某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之一，必须亲自到场在售房合同上签字。如因故不能到场也应出具经公证的委托书委托他人到场签字售房。在王某陈述情况之后，房管部门认为，在康某无法表明自身意志的情况下．如王某确需售房．则应由康某的所有关系人发表声明对王某的售房行为不持异议并经公证即可。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职权研究——规范分析的路径

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职权在宪法和法律依据的层面比较模糊,实践中的职务犯罪预防状况也难尽人意。通过解读分析较有代表性的12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地方性法规,可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职权概括为指导和监督的权力,具体可细化为数十项职权。鉴于地方立法先行规范检察机关的预防职权与法律保留原则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不能忽视其带来的实际价值和影响,为此,有必要在总结各地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全国统一的职务犯罪预防法律来规范检察机关的预防职权。     

行政规划初论

行政规划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行政活动,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行政设计。根据行政规划的内容、法律效力和隶属关系,可以划分出具有不同类型的行政规划。将行政规划作若干类型化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不同的法律救济程序,有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     

行政诉讼判决形式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在面对社会现实的发展时,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在行政诉讼判决形式上也是如此,行政诉讼判决形式已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政治体制的制约、立法的不成熟、对行政诉讼规律认识的不足等因素是造成行政诉讼判决形式出现问题的原因。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调整和完善。在保留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变更判决、驳回判决、确认判决等判决形式的同时,逐步舍弃维持判决,并引入新的判决形式,这样就可以使行政诉讼判决形式更为全面和完善。     

我国司法职务犯罪防治对策探讨——以司法职权运行机制为视角

司法职务犯罪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职务性犯罪,以现代犯罪原因论观之,产生此类犯罪的原因呈现出多元多层次的特点:既受经济因素、文化传统的制约,又受司法运行机制的困扰,还受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立法本身的缺陷、教育缺失或不到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司法职权运行机制的独特视角着手,深入剖析引发司法职务犯罪在运行机制层面的成因,并就健全我国司法职权运行机制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构建科学有效的防范对策体系.     

信赖保护与相对人授益权的实现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政府行为的道德底线、行政法治化的内容和经济效益的需求,有助于实现授益行政行为的预期目标。信赖保护可以并且应当体现在授益行政行为过程中的多个环节,比如本着诚信原则作出授益行政行为,不得随意改变其依据,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撤销和废止授益行政行为等等。     

“行政处分”与“民事法律行为”之关系——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

初创时期的德国行政法借用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来建构其核心概念——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因而成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原则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公法上也可以成为实践“依法行政”原则的手段。为了适应扩大诉讼救济范围的需求,行政处分概念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发生分殊,成为行政法上“法的行为”(Rechtsakt)。在社会法治国、行政国家的背景下,行政处分概念出现了向民事法律行为回归、“阶段化行政处分”等新的发展趋势,以克服传统行政作用方式的“僵硬性”。中国的行政法亦创设了类似于行政处分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但由于对德国法上行政处分与民事法律行为源流关系的疏于整理,在相关的研究中出现了脱离学术传统、随意创设的局面。对这两个概念源流关系的梳理可以对国内相关的研究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论民法上恶意串通行为之效力

我国民法上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无效之规定,系在前苏联民法立法和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该规定不具体分析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关系,也不区分行为人意思表示之真实与否,这样一项极其含糊的规定,在实践中极易被曲解和误用,其实际效果必然与立法初衷相悖,是一项不合理的规定,故在今后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予取消,对于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法律行为之效力,应当斟酌具体情况,加以规定。     

危险驾驶行为刑法规制问题探讨——以醉驾和飙车为例

危险驾驶行为的本质在于驾驶能力低于驾驶任务要求。危险驾驶行为应当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且应当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险驾驶入罪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对于参与飙车者应当论以共犯，共同飙车者不需要共犯制度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