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彩是“限”还是“兴”——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引发争议

对于博彩业的不同看法，不仅存在于民间，在学界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然而，缺乏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法规对现行博彩业进行规范管理，却是不争的事实。     

《解读“公民上书”》韦题报道之一：“意见公民”在行动

这是一个民主渐进的时代，这是一个民意彰显的时代。而上书，作为民意上达的一种便捷方式，正在中国遍地开花。为民请命．针砭时弊．检视法律法规，上书不仅架起了下情上达的桥梁，更成了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尝试。唯其如此，更应理性审视之。     

刘冰上书毛泽东之后

1975年8月和10月,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刘冰,和另外两位党委副书记柳一安、惠宪钧,党委常委吕方正,两次通过邓小平上书毛泽东,揭发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的丑行,要求中央派专人调查,予以解决.没想到,毛泽东认为刘冰等人的信代表了对"文革"不满的广大老干部,并以此为由,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大好形势顿时发生逆转,刘冰也随之再次经历了生命中的巨大挫折.     

五人上书：刻骨铭心的历史见证

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噩耗传来,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台籍举人汪春源、罗秀惠、黄宗鼎与在京台籍官员叶题雁、李清琦等多方奔走,率先上书都察院,反对割台议和,表明“台地军民必能舍死忘生,为国家效命!”都察院将呈文代奏光绪帝,表达台湾同胞强烈反对割台的决心和民意。是为“五人上书”。本刊现将载于老台胞何标主编《老北京台湾人的故事》书中、现存北京市档案馆的呈文全文录于此。     

王守仁在广西

<正>王守仁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在他一人身上,文事武事都张扬到了极致。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在故乡阳明洞中筑室而居,后又创办阳明书院,世称阳明先生。是明代中后期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明正德元年(1506年),时任兵部主事的王守仁上书言事,触怒大权在握的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贬为贵州龙场驿丞。驿丞大约相当于一个县级招待所所长,官场上可谓一落千丈。当时的龙场,地僻山穷,瘴蛊横     

民间上书与汉代政治

两汉时期,民间上书蔚然成为一时风尚,大致可分为求官与诉冤两种情形。这种风气是在战国游士之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汉代开明政治与特殊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中华帝国在蒸蒸日上过程中的风采展示。民间上书制度既是中央政府选拔人才、获取社会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还是对常规司法程序的一个补充,对汉代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村民联名上书：法律与“天理”的冲突

在今天的中国,“精英”与普通民众无论是在利益上还是在价值观上,都好像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     

市民上书请留“模范人大代表”让人感慨

<正>深圳市新一届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即将正式启动,连日来,深圳市这一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引起了众多市民的普遍关注。特别是深圳市民郑祖华专门向市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在换届时为市民留下模范代表和部分优秀代表的呼吁,并且列出了希望能留下的代表的名单。笔者以为,这绝不会是郑祖华一个人的意愿,肯定代表了周围一群人的愿望。     

私恩与公法

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濮州刺史庞相寿犯了贪贿罪,被朝廷“追还解任”（受到免职处分,并追还赃款）。不料庞相寿毫无思过之心,为了保住乌纱帽,竞不知羞耻地向唐太宗上书,哀求太宗念在“故旧”的情分上予以宽恕。     

杜世询三次上书毛主席

即墨市档案馆馆藏的《即墨县志》和《即墨人物志》以及有关档案资料，都记载着当地农村基层干部杜世询向党中央、毛主席三次直言上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