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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文武百官向皇帝“上书言事”。历来喜欢读史的毛泽东,对占代“上书”的作用及特点很感兴趣。早在秦汉时代,“上书”中便出现了许多奇文,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治安策》等,此后历朝历代皆有佳作。在毛泽东看来,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读古代好的“上书”,从中可汲取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达到资政育人、古为今用的目的。在读《旧唐书》、《新唐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其中儿篇有代表性的“上书”,如马周上唐太宗书、朱敬则上武则天书、姚崇上唐玄宗书等反复阅读,在浓圈密画中留下了不少评点文字,很值得我们回味一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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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也好,“上书”也罢,其本质上仍然是公民向掌握权力的人的一种诉求,这种诉求是下对上的请求,不能从根本上产生对公权力的制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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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民上书”的时代。《法制日报》1月15日的报道说,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高家伟致信交通部部长李盛霖,信中提出:交通部应该公开每年的养路费应征数额是多少?而实际征收上来的数额又是多少?实际征收上来的养路费又用到哪里去了?同一天,来自重庆竹消息说,重庆比君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彦一语惊人,提出火车站票和坐票收取相同的价格.是不合理的,他将就此事在本周内上书人大及铁道部。如果算起前不久郝劲松就春运涨价的事件写信给铁道部和姚建国就深圳福田警方公开处理卖淫女、嫖客的事件上书全国人,以及周泽就养路费事件向全国人大上书,几乎每周,我们都能从网络上看到公民向有关部门写信或者向全国人大上书的新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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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建有非常完备的行政监察体系,虽然没有群众监督行政及其官员的专门法律和制度,但统治者通过民间采风、鼓励百姓上书告诉、设置非常诉讼制度与民申冤、以及遣派官员出巡考察等方式,了解民情,倾听群众呼声,在保证政令畅通的同时,也间接地收到了民众对官吏进行监督的效果。但是,在君主专制体制隙缝中生成的民监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监督,它缺乏民主的根基,法制的保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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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婚后财产共同所有制的适用,房地产成为夫妻双方的共有财产而且只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但是另一方的共有权未能在不动产登记中得以体现即隐名共有人的出现。而且由于《婚姻法》对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规定不够完善,加上《物权法》上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这种隐名共有权难以对抗交易第三人。因此本文从对改善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规定和在立法中增加夫妻联名登记权的建议来进一步保护隐名共有人的权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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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中国上流社会痛定思痛,开始改变。戊戌维新酝酿,其实从公车上书之日,已经开始。整个维新期间,最为耀眼的明星,不是康有为,也不是光绪帝,而是梁启超和《时务报》。《时务报》不是中国人办的最早的华文报纸,但却是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一时无两。作为主笔的梁启超,笔端带有感觉,恣肆汪洋,如大江大河般的政论文章,风靡了整个政界和知识界。还顺带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人称“时务体”。一直到民国,时务体还在学生中流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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