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羊肺炎支原体免疫蛋白质组学的初步研究

利用双向电泳及免疫印迹方法对绵羊肺炎支原体MoGH3-3分离株的抗原蛋白进行筛选,并采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离子化飞行时间质谱对其进行初步鉴定。结果,共筛选到MoGH3-3株3个主要抗原蛋白点,其中2个被鉴定为延伸因子(elongation factor Tu,EF-Tu),1个为丙酮酸脱氢酶E1-a亚单位(pyruvate dehydrogenase E1-alpha subunit,PDHA)。结果表明,EF-Tu及PDHA是绵羊肺炎支原体主要的抗原蛋白,这为下一步绵羊支原体肺炎基因工程疫苗的研制提供了靶标。     

羊肺炎霉形体病调查

1992年在西北某地区的3个县10个牧场,对2160余只羊进行了羊肺炎霉形体病的调查,血清样品673份,检出阳性101份,阳性率为16％;并从发病地区羊群采集的2例山羊和1份鼻拭子病料中分离到3株霉形体。经系统鉴定和人工感染试验确诊为羊肺炎霉形体(M.ovipneumonia)。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血清抗体检测

应用间接血凝试验对来自甘肃、陕西、宁夏、河南、湖北、湖南和海南7个省(区)的1470份猪血清进行猪传染性胸膜肺炎血清抗体检测和分型鉴定.结果猪传染性胸膜肺炎平均抗体阳性率为20%,其范围为0-60%;分型鉴定表明,各省(区)的血清型不尽相同,主要为1、3、7型.     

绵羊肺炎霉形体单克隆抗体的研制及初步应用

用绵羊肺炎霉形体（ＭＯ）抗原免疫ＢＡＬＢ／ｃ小鼠，融合其脾细胞和ＳＰ２／Ｏ骨髓瘤细胞，筛选出６株分泌抗ＭＯ的单克隆抗体（ＭｃＡｂ）杂交瘤细胞系。用间接ＥＬＩＳＡ法对３株ＭｃＡｂ做特异性分析，该ＭｃＡｂ只特异地与ＭＯ抗原发生反应，而不与猪肺炎霉形体、山羊无乳症霉形体抗原发生反应。用检测ＭＯ抗体的间接ＥＬＩＳＡ与ＩＨＡ比较检测绵羊血清中抗ＭＯ抗体，前者的阳性检出率较后者高７．１４个百分点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三价灭活疫苗的研究--效力、最小免疫量、免疫持续期和保存期试验

对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研制的 8批猪传染性胸膜肺炎三价灭活疫苗进行了效力试验 ,并对其中的 3批疫苗进行了最小免疫量、免疫持续期和保存期试验。结果表明 ,免疫猪对APP(Actinobacilluspleuropneumoniae) 1、3、7血清型强毒攻击的近期保护率分别为 91.6%、91.6%和 95 .8% ;免疫剂量为 1mL时 ,对APP 1、3、7血清型强毒攻击的保护率分别为 3 3 .3 %、3 3 .3 %和 5 0 .0 % ;免疫剂量为 2mL时 ,保护率分别为 88.9%、88.9%和 10 0 % ;免疫剂量为 3mL或 4mL时 ,保护率均为 10 0 % ;免疫后 12 0d和 180d时 ,攻毒保护率分别为 10 0 %、88.9%、10 0 %和 88.9%、77.8%、10 0 % ;疫苗经 4～ 8℃保存 180d和 3 60d后 ,攻毒保护率分别为 88.9%、10 0 %、10 0 %和 10 0 %、77.8%、88.9%。     

辨证治疗婴幼儿急性心衰的体会

婴幼儿急性心衰,是儿科常见的急危重症,不论何种原因,凡造成心脏不能正常地排出大静脉回流的血液时,均有可能导致心衰的发生,而婴幼儿急性心衰,由于来势猛,发展快,更其凶险。中医无“心衰”这一病名,而是根据其临床表现,归入“心痹”、“脱证”、“喘证”等病症中。并认为小儿乃“稚阴稚阳”之体,“易虚易实”,传变迅速,必须积极抢救,这与现代医学的看法     

新冠肺炎疫情对餐饮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以辽宁省为例

选取2016年1月至2020年6月的辽宁省1500余家限额以上餐饮企业(单位)经营情况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与时间序列ARIMA干预分析模型,就新冠肺炎疫情对辽宁省餐饮业产生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并测算其影响的程度。进而对餐饮企业在物资储备、方案预案、制度规定、环境整治等方面提出科学、有效的应对建议。     

大数据下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思考

当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范围不断扩大,构成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多国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的严重影响.我国政府科学组织有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基本得以化解.而大数据技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与化解过程中发挥着技术支撑的关键作用,充分彰显工具理性在公共行政实践中的不可或缺性.大...     

美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决策机制及其困境

美国未能有力遏制新冠肺炎疫情,遭到疫情的沉重打击,与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决策机制及其困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决策机制在结构上受到政治制度的决定性影响。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决策机制由纵向和横向双重分权制度所决定。纵向上,联邦制决定了各州及地方政府掌握州内疫情应对的决策权,联邦政府则在国际和州际的疫情防控、给各州提供资源支持方面拥有决策权。横向上,分权与制衡使得联邦和各州的立法、行政及司法分支都拥有不同方面和程度的疫情应对决策权。在双重分权的阴影下,美国应对疫情的决策机制困境在于:面对国内的突发性重大危机,联邦制使得应对决策难以"全国一盘棋";分权与制衡使得重大应对决策难以迅速做出,决策司法化突出;双重分权使得决策受到高度制衡,相互嵌套,政党极化加剧,决策机制难以迅速做出有力的、科学的决策。在决策机制困境这一结构性限制下,特朗普政府应对能力欠缺和政党极化加深了美国应对疫情的困境。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失业情况、失业率修正及就业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的就业市场造成了严重冲击,导致各国的劳动参与率在疫情中普遍出现明显下滑和附加性劳动力效应失效,使得本次疫情中的失业率统计对失业的真实程度严重低估。通过中国与部分国家疫情期间的失业情况比较,本研究发现:政府的保就业政策、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疫情的成功应对是我国就业情况在如此严重的疫情冲击下总体保持平稳的主要原因,而对"抗疫情"和"保经济"的关系理解和处理的不同是国家间疫情应对效果差异的思想根源之一。后疫情时期,我国结构性就业压力较大,本研究建议:保就业仍是首要任务,需加强对失业的监测统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模式的劳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