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参与:涵育参与型文化的重要途径

臣民文化是政治民主发展的重要瓶颈制约。要想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健康发展,就必须打破这一瓶颈制约,建构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参与型文化。网络政治参与对于打破臣民文化枷锁,推动中国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文化转型,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别尔嘉耶夫个体人格理论的中国意蕴:构建健全的公民人格

人的问题就是个体人格的问题。个体人格不是自然形成的,它需要建构。个体存在于社会,个体的社会化即奴役化。个体只有沿着超越的道路,才能摆脱奴役,实现精神的超升。别尔嘉耶夫的个体人格理论对我国的公民人格构建具有启发性。公民人格培育一方面要保持个体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要实现精神的提升和超越。但公民人格与社会不是截然对立的,宗教也不是精神超升的唯一方式。只有明确个人的职责和义务,个体在人格上保持独立,精神上保持自由,才能构建健全的公民人格,推进公民文化建设,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     

中国语境下三组公民相关概念的梳理与转换

中国公民社会与公民教育问题的研究,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代中国,"臣民"、"国民"、"人民"与"公民"四种社会身份或观念并存,并形成三组相关概念:臣民-公民、国民-公民、人民-公民.梳理三组公民相关概念内在的内涵冲突,并根据当代社会特点,实现概念内涵的现代转换与建构,对于公民相关问题的研究是一项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探索.     

试论现代公民社会和传统臣民社会的差异

现代公民社会和传统臣民社会的主要差异在于:权利与义务何者为本位、社会的主体和人权的法律保障等方面。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我国民主社会的进程。     

中国宪政史上的“人民”观

宪政权力源自“人民”,“人民”观决定着宪政的航向。中国究政史上“臣民”观向“人民”观的转变标示出中国宪政的发展历程。清末立宪固守专制的“臣民”观,宪政改革失败。中国资产阶级宪政时期确立了资产阶级“人民”观,推动了社会发展,但“人民”仍不自由平等。中国无产阶级践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人民”观,依靠“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进行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最广大“人民”实现了自由平等。社会主义宪政时期,无产阶级“人民”观发展为阶层“人民”观,“人民”成为公平正义的载体。最广大“人民”是社会主义宪政的目的,“人民”观的创新对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比较视野下的“国民”概念——兼议近代国民形成的条件

"臣民"、"公民"、"市民"和"国民"这样的语言体系,是与一定政治形态相适应的人的存在形态,是对政治现实的典型反映。"臣民"既无权利意识又无国家意识,是与君主专制制度以及绝对主义国家相适应的国家成员资格。"市民"是以自由贸易和经济利益为根本、掌握了大量财富并最终与国家主权相结合的群体。公民是与近代国民国家建立后民主制度发展、与公民权、参与公共生活相联系的范畴,统合了市民、臣民和选民的三种角色,是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具有政治权利的政治成员资格。国民是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的范畴,具有对统一主权国家的认同,具有公民权。国民权利、国家归属和国家认同构成近代国民的三大支柱,同时具备民族特质和公民特质,则是国民的内在属性。衡量近代国民形成的标志,最重要的是两个条件,一是"去地域化",二是"去奴仆化"。     

论中国农村法治进程中的矛盾

中国农村法治进程关系中国能否实现法治的总体大局。在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社会进程中,中国农村的法治进程充满三大矛盾:一是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二是乡土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矛盾,三是臣民观念与公民观念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当是中国法治进程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从臣民到公民：角色转换界及其生成与发展

臣民与公民的本质区分并不在于是否拥有法律文本意义上的权利 ,也不完全在于实际权利的是否享有 ,关键在于是否具有自觉、理性、强烈、持久的权利意识。在由臣民向公民的角色转换中 ,启动与推进因素只能是权利和权利意识 ,而不可能是义务和规范意识。权利意识的生成与发展既需要现实生活中享有权利的激活与滋养 ,也需要权利思想启蒙 ,有时后者更重要。两者共同作用便可促进角色转换 ,完成向真正公民社会的过渡     

靠得住的皇帝与靠不住的总统

老伴儿最爱看清宫戏。“格格”类的与太监类的还差些,可对《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不管是首播还是重播,看得昏天黑地。而且每看完之后总会感慨万千:多好的皇上！他     

东西方法文化对法治进路的影响

东西方法文化基于在选择秩序构建模式以及治理文化策略选择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东西方民众对于与法相关的如自由、权利、义务等概念以及其内涵认知的差异,研究并对比东西方法文化的异同,探究其内在观念和外在制度的本质差异,可为我国的法制建设提供相应的决策参考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