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SZ92式9mm手枪和NP22手枪射击弹壳痕迹比较研究

目的:研究NP22和QSZ92式9mm手枪射击弹壳痕迹,以区分枪种和认定枪支。方法:3支NP22手枪和3支QSZ92式9mm手枪每各发射30发子弹,对收集的180枚射击弹壳在显微镜下观察、测量、比对。结果:NP22和QSZ92式9mm手枪的击针头痕迹、抛壳挺痕迹、弹底窝痕迹、拉壳钩痕迹等主要痕迹出现具有特殊性、稳定性。结论:利用舌痕、推弹突笋痕迹、弹匣口刮擦痕迹可有效区分两种枪支,结合抛壳挺痕迹、击针头痕迹、弹底窝痕迹可以认定枪支。     

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信、坚定承诺与文明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既鲜明昭示了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的使命任务和中心任务,也深刻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信、坚定承诺与文明意义,为我们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     

国内简讯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加强农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国家版权局公布“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行动”成果,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有望今年上半年完成,信息产业部发布《我国信息产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目录》     

自主品牌当自强

两会过去了,但缭绕耳际的余音,却是代表、委员们建言政府采购自主品牌,以此激发民族创新热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些带有浓厚的爱国热情的呼吁,顺应了企业渴望借助外力上青云的心理.但笔者认为,真正的创新热情源自企业需求与市场需求的耦合,真正的创新能力源于企业的自强,自主品牌当自强.     

唐代格式东传日本嬗变考

日本学界较早就形成了关于日本格式与唐代格式没有密切渊源关系的权威性认识,但此种说法有失偏颇。日本“三代格”与日本式主要是在唐代格、式之后逐渐制定出来的,它们在形式、功能与内容方面表现出受唐代格、式直接影响的痕迹。这表明了唐代格式在日本格式的形成过程中曾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意义不应低估。     

建构主义理论对高校教学改革的意义和启示

最早提出建构主义的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建构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学习需要通过合作使认知和理解更加丰富和全面;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主导,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建构主义的教学方法有:支架式、抛锚式、情境性教学、随机进入教学。建构主义理论对高校教学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依照建构主义理论,系统实施教学改革;抓住内涵,建设精品课;制定措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开发校园环境建设新模式,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构建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法治要义阐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就是深刻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集中外现代化理论之大成,提出了科学化系统化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篇,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法治现代化神话,创造了一种全新版本的法治现代化样态,给世界法治现代化带来了革命性影响。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呈现出鲜明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独立自主探索、以人民为中心、有组织有规划、价值目标高远、现代科技驱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法治现代化。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主体工程,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建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伟大使命,是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把法治贯穿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以高质量法治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碳中和目标下的气候治理国际法治体系建设

现有的国际气候法治体系建立在《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的框架基础上,这一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碳减排行动,但总体而言仍难以显著延缓气候变暖。一方面,不少国家碳中和专项法律的缺失使得碳中和行动落实缺乏具体依靠;另一方面,现有遵约机制下,《巴黎协定》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绿色基金机制、技术支持机制以及国家自主贡献机制难以落到实处。对此,我国应发挥大国作用,制定气候治理与碳中和法律,以公约机制与公约外机制共同落实气候行动义务,并督促发达国家履行国际减排义务,从而助力我国和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从下派到下沉:干部服务基层长效机制研究

干部下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政治经验.本文以"帮扶式"下派为对象、以驻村指导员制度为案例、以"嵌入-衔接-执行"为框架对干部下派政策进行研究后发现,该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尚存在结构性排斥、沟通阻滞及下派干部作风不实等困境.应从嵌入场域提升各主体对下派干部的接纳度、加强科层衔接和政群衔接提升信息反馈效率、内在动力与外在约束相结...     

运动式治理为何“用而不废”——论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运动式治理

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化治理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相反,运动式治理在当下更接近于一种技术化、针对某种特定任务的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包含三重机制:一是触发机制,即压力型体制将中央(或上级)的要求与目标传导至地方(或下级),进而改变了地方(下级)政府的注意力分配结构并产生了一种“速效逻辑”;二是运行机制,即运动式治理围绕着定向资源动员而展开,它仰赖于高层权力再分配与集权的组织保障,也需要通过准军事化话语来营造适宜的“氛围”,但其对于民意的需求相对较弱;三是维持机制,尽管运动式治理存在局限,但一方面运动式治理确实能够在资源不足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对清除“存量”产生明显效果,另一方面又能够在压力型体制下助力地方政府回应内外压力。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在“去存量”方面具有适用性,且符合中国当前的国家治理环境,因此它不会被轻易摒弃。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与常规化治理等工具通过相互配合形成协同效应,共同构成我国多元化的国家治理工具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