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困境的自然向度与人的中介

关注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应当关注人的困境。立足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属人的立场，人的困境是人自己构成的。人自己构成的困境向人的归结，归结向人的中介，因为“人就是人的中介”。人因生活资料源自自然界，其困境首先表达于自然向度。在自然向度，人的生活资料的状况所造成的人的困境，归因于包括观念、工具、技术、活动等等在内的作用于自然的属人的中介。这种归因，不仅展示于自然向度的人的生活资料“绝对匮乏”的历史阶段，同时展示于人的生活资料“相对充裕”的历史阶段。     

谈谈中国的善意取得制度的建构

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物权的一项重要制度。作者通过对善意取得制度进行新的价值定位，建议在制定物权法时，应注意善意取得的制度构成，以及善意取得制度与合同法中的无权处分制度、物权法中的时效取得制度的衔接和协调。     

程序的价值视角——对季卫东先生《法律程序的意义》一文的质疑

对法律程序的认识,存在程序价值主义与程序工具主义两种不同的观点。季卫东教授在他的《法律程序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程序没有预设的真理标准”,“应淡化决定过程中的道德论证”。笔者以为,季文在强调程序的技术性时忽略了对程序本身伦理基础的深入探讨。以季文的影响力,易强化国内程序工具主义的倾向。是作此文章,以重申程序自身的价值意义,并试对程序价值偏差进行阐述。     

论老子"恒道"思想的现代意义

“恒道”是老子的重要思想 ,是“无名”之“道”与“有名”之“道”的对立统一 ,具有丰富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内涵。在领导工作中 ,必须弘扬“恒道”精神 ,遵从现代领导工作中合乎规律性的东西 ;恪守“恒道”根本 ,把握“无为”与“无不为”的度 ;把握“恒道”内涵 ,放大领导工作中的非权力性影响力 ;实践“恒道”主张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论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方法的价值追求--兼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勃兴与修正

纵观国际私法的发展历史,从法律的单一适用到法律选择规则的出现,从单点要素的定向指引到多元利益的综合考察,从分配立法管辖权的选择方法到关注结果的选择方法,从片面强调主权优位到渐渐注重平位协调,仿佛总是有一根经络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引导作用,决定着国际私法理论之树的发展方向,这就是对正义的不懈追求.博登海默即曾指出:"在冲突法领域中,有关公平与正义的一般考虑,在发展这一部门法的过程中起到了特别重大的作用."[1]法律选择方法的研究一直是国际私法的重要课题,传统国际私法形式正义价值观向现代国际私法实质正义价值观的转变在法律选择方法理论的变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作者决定通过对法律选择方法中正义追求演进过程的分析来揭示整个国际私法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的价值转换过程.     

俄罗斯进口制度、交易成本与进口替代效果

从进口政策分析可以看出,俄罗斯确实存在通过非关税障碍与禁止性关税来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做法。但是,从进口结构与进口替代贡献率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失败的主要因素,除因消费者偏好及进口需求弹性很大外,尚有国内整体投资环境恶劣、相关法令配套措施缺乏及政策执行力差的问题,导致产生“雁行逆转效应”。并因此形成庞大的交易成本,巨大的社会损失,造成资源的浪费与社会的严重不公平。     

创新之要义和创新过程——基于价值实现的现实阐释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为进一步明确创新的要义,对于创新的概念做了重新的定义。创新的最重要的含义概括下来主要有两层:一是创新最终必须落实到实现发明创造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上;二是必须把发明创造具体地形成产品、产业、市场和制度。创新实际上是个过程,是实现发明创造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多个环节组成,有多个行为主体的参与;这个过程往往是各种环节交错、多个行为主体交互作用的极其复杂的过程;是知识的传播、交换、综合集成和新知识生产的过程;是动态的学习的过程。     

我国国家赔偿程序之缺失与完善

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存在许多缺陷,在实践中造成了诸多弊端。除了赔偿范围狭窄、赔偿标准太低等实体方面的原因外,赔偿程序设计不合理也是其重要方面。建议将赔偿委员会设置在人大之下,同时完善赔偿的审理程序和执行程序,改进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     

公证的价值及其实现（之二）——公证价值的实现

"诚信为本,法律至上"是对公证行业的要求.公证价值的实现并不是仅凭这样一句口号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一定的条件以及一系列制度的支持.只有科学、合理的条件,才能支撑整个行业良性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公证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在公证行为过程中,只有公证机构及公证人员保持公正性,实行诚信公证,在工作实践中切实履行公证档案的建立和保管制度,在立法上确认公证证书的效力并建立公证监督机制,才能保证公证价值的实现.     

对妇女解放的理性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观念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然而社会地位以及家庭地位的提高,打破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维系家庭平衡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权利格局。本文在肯定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果的基础之上,客观地分析理性的妇女解放和家庭和睦的关系,试图论证理性的妇女解放运动不必更不应该打破家庭的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