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转轨模式的思考--兼论中俄经济转轨的比较

把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仅用激进转轨来概括并不能解释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本质特征,因为,激进式和渐进式转轨的两分法,仅仅说明转轨的进程,并不能反映转轨的驱动机制、维度和选择机制,而这些恰恰是说明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具体方面.本文认为,从驱动机制看,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是一个强制性供给主导型的转轨过程;带有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供给主导型转轨决定了它是一种激进的转轨方式;这种激进转轨方式又决定了新体制对旧体制的替代只能采取创设式的途径,但新体制又是激进派从西方移植到俄罗斯的.同时,本文从这几个方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进行了比较.     

构建“价值驱动型”工会发展模式不断提升工会工作实效——访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刘良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以价值理念为核心,构建"价值驱动型"工会发展模式,形成全新的工会工作"价值链"体系,以价值驱动激发工会内生动力,培育正确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以创造价值、持续改善为推动力,促进工会工作务实发展,切实体现工会工作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不断提升工会工作实效,彰显工会在企业改革发展中、维护职工利益上的新作为。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应用驱动机制 ——以职业教育法律文秘专业教学资源建设为例

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是我国职业教育主动应对科技发展带来挑战的重要举措,对其“能学辅教”功能实现的程度直接反映了项目建设的水平,也反映了院校教育教学信息化改革的程度和热情。基于目前在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拟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项目应用主体进行分析,并结合法律文秘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情况实证分析,提出包括构建包括政策引导等内容的资源库应用驱动机制。     

产品差异化与集聚经济的自组织机制

在经典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框架下,很难解释区域的聚集。生产产品的规模报酬递增假设改变了这一现状,中间产品差异化和终端产品差异化组成了产业集聚的自组织过程,这种自组织过程主要源于由产品差异化所引起的技术和金钱的外部性、多样化的产品的偏好和劳动力的锁定效应。主要结论为:收益递增是产业集群形成的根本动因,外部性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因素,市场需求影响产业集群的规模,产业集群又满足了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劳动力)集聚。因此,政府要鼓励区域内和区域外向区域内的人口流动,为满足多样化需求的时代要求,集聚区要加强创新意识的培养。     

透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一个比较分析框架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非常受人关注的贸易议题,但是由于参与谈判方不同的利益,同时涉及较多争议,其谈判进程有可能减缓甚至受阻。本文以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倡议为参照对象,在比较分析的框架下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发展作出了分析。同时在亚洲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对TPP出现和发展的深层原因进行了经济学解释,并指出对中国而言,中期以内需要推动的是亚洲区域内经济一体化而非TPP。     

特朗普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战略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特朗普执政以来持续打造以美国为轴心的双边和小区域自贸区网络,力求使之成为凌驾于世贸组织、覆盖面广泛的双层次自贸区,构建以"美国优先"为绝对原则、权利和义务更加"对等"的全球贸易新秩序,彻底区别于世贸组织发展中成员得以享受较轻义务水平的制度设计,再平衡国际经济体系利益分配格局。受特朗普自贸协定战略的影响,世贸组织很难继续维持其全球贸易秩序的中心位置,全球贸易冲突风险持续攀升,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割裂趋势明显加剧,进一步扩大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作为特朗普自贸协定战略的重点针对目标,中国的未来发展也会遭遇一定阻力。在面临更大的制度改革压力的同时,中国贸易、投资、高科技发展的空间所受影响可能进一步凸显。     

涉走私洗钱犯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走私犯罪系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之一,走私犯罪所得的合理界定不仅涉及走私违法所得没收的范围,而且关系着洗钱罪的定罪与量刑。结合走私犯罪的法定犯性质、经营型犯罪特性以及违法所得认定的一般理念,应以走私犯罪获取的非法利润数额认定其违法所得数额。虽然《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洗钱罪"明知"的表述,但这并不改变洗钱罪的主观要件,行为人仍然应当具有"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及性质的主观故意,且应当将"明知"作为该罪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在限制入罪方面发挥作用。在自洗钱入罪的背景下,应以走私犯罪所得产生的时间节点界分走私罪与洗钱罪,购销走私货物不构成洗钱罪,对走私行为人自洗钱的行为应当以走私罪与洗钱罪并罚。     

市民诉求驱动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以北京市F街道“接诉即办”实践为例

经过大约20年的改革努力,我国大体形成了纵向职能到底、横向网格覆盖为主要特征的社区治理体系,这一治理体系遵循了由国家意志为主导、社区作为执行层的对基层社会实施自上而下控制、管理与服务的治理逻辑,具有管控性强、覆盖率高等优势,但同时也加重了社区的任务负担与职责的碎片化,使基层部门缺乏足够的能力、精力和意愿来对居民需求做出灵活调整与及时响应。应对社区治理的新难题,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提出了一条以市民诉求为驱动实现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的解决路径。基于北京市F街道及其下辖社区的实地调研,本文认为,“接诉即办”改革以居民诉求为核心,重构了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工作流程、职权分配与考评标准和方式等制度要件,通过强化市民-政府间责任关系纽带、激励社区(居委会)-居民间的协商沟通、赋能社区居民自治等作用机制,促进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接诉即办”的治理经验表明,实现社区治理从行政意志主导向民众诉求驱动的转型,经由社区的“中间层”实现国家与社会间的有效响应、互动合作与协同治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有效企业合规计划之构建研究

有效企业合规计划的实施,可以推动对企业违法犯罪的规制视角从事后规制转向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督;其规制模式亦从外部规制转向内部自我管束。同时,在预防和规制策略上,更加依赖通过外部激励威慑与内部自警自监并重的思路,而非单纯依靠严厉制裁手段。我国在构建有效合规计划制度时,在吸收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可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导制定统一的有效合规计划指南,行政监管部门则负责制定具体的行业合规构建标准,鼓励引导企业建立合规组织体系和内部合规制度,强化行政合规与刑事合规的衔接,从而构建起中国特色有效企业合规计划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