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风险预判与风险防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论述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逻辑一脉相承,既是对革命理想、革命精神和群众路线的回归,更是我们党凭借时代势能对历史的一种新的超越。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一个具有强烈风险和忧患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成为新时代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应有之义。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应当加强风险预判,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执政安全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存在的风险。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合法性建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是有效防控上述风险的战略路径。     

“积分银行”调节村社治理

乡村治理长期缺乏抓手,不少村务活动无法开展,让基层干部头疼不已。2019年以来,重庆奉节在全县390个村(社区)建立文明实践积分银行,以文明实践积分为抓手,橇动基层治理,使得村容村貌更清爽、乡风民风更清纯、干群关系更和谐、社会治理更有效。“党员开会都不来,更别说普通群众”“现在农村变化很大,但一些传统美德也在渐渐遗失,群众不知足、不满意、不说实话的现象普遍,对村里的事情也不理不睬。有时候党支部开会,一些党员都喊不拢,更别说开村民大会喊普通群众了。”     

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挑战与应对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涌现,人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数字特征。数字社会最显著、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社会运行过程的数据化。这给我国地方政府的传统决策模式、数据采集手段、数据孤岛现状带来挑战。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需要加强统筹规划、提升大数据集成、树立大数据思维、加强主干数据库建设、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恪守技术伦理。     

智能大脑助政府当“巧妇”

通过“流水声”的细微变化.“智能漏失监测仪”监测地下水管是否泄漏……通过“污染指纹库”的自动比对,“监控点矩阵”自动定位偷排污企业……通过“桥墩体征”的实时感应,“传感器群”实时报告桥梁承压数据……近年来,安徽着眼于向科技要效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社会治理方式创新;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聚焦专注民生小事.     

加强城市综合治理推动构建基本没有"城市病"的地区——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近30年来,坚持规划引领,通过规划的科学编制、高效实施和精细化管理,优化城区空间布局,成为基本没有“城市病”的标杆。通过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实践经验的梳理和总结,以期对同类地区的建设发展形成一定的借鉴,并在未来亦庄新城的全域规划建设中,积极推动高标准建设实施,努力让亦庄新城继续当好基本没有“城市病”的标杆。     

重整行装再出发

时光流转,岁月荏苒。我们挥别2019年、跨入2020年,满怀激情踏上新的奋斗征程。回首过去一年,礼赞伟大祖国的美妙旋律犹在耳畔,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振奋人心,人民群众“稳稳的幸福”可见可感。全省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用坚实的步伐走过不平坦的道路,创造不平凡的业绩。今日江苏,“经济强”的成就十分显著,“百姓富”的成果真实可感,“环境美”的成色更足更亮,“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成效日益彰显,“强富美高”宏伟蓝图展现出越来越清晰的现实模样。     

从央地关系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央地关系经历了重大调整,一系列制度改革有效调动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必须完善央地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在不同事务上的权责关系.     

新媒体时代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策略探析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与广泛运用,新媒体越来越成为广大民众意见表达的平台,成为一些热点难点问题的集散地。这给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提出了新问题、新考验,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一方面,新媒体的出现有利于塑造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也有利于表达民意;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不及时还会对政府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当前,我国政府利用新媒体处理公共危机的意识淡薄,对新媒体信息传播监管不力,应对公共危机机制不完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缺乏对新媒体的正确认识,相关法律不完善,缺乏专业性机构和人才,缺乏对民众心理危机干预。新媒体时代政府有效应对公共危机,需要加强对新媒体的认识,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培养应对危机的专业机构和人才,同时加强公共危机治理中民众心理干预建设。     

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主要包括乡村文化治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规定、依托公共空间的场域载体、嵌入公共权力的过程驱动和培育公共精神的目标结果等多个方面。乡村文化治理始终体现公共性是治理的理想状态，现实中却真实存在公共议题失语、场域空间萎缩、行政伦理失范、公共精神淡化等公共性缺失困境，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通过形成社会组织、整合文化资源、完善民主制度、培育现代政治文化等多重途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元素和结构，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