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故意中的违法性意识

犯罪故意中是否应包括违法性意识 ?国外刑法界存在诸多不同学说 ,我国学者也持多种不同观点 ,可以说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在我国可以提倡社会危害性认识与违法性意识择一说。其基本内容是 :犯罪故意的成立以现实的违法性意识或既具有社会危害性认识又具有违法性意识 ,就成立故意犯罪 ,只有当行为人既无社会危害性认识 ,也不具有违法性意识时 ,才不成立故意犯罪。     

试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基础——行政行为违法推定原则

举证责任是法律预设的推定.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基础是行政行为违法推定原则.违法推定原则与行政行为违法推定原则与行政行为公定力原则不矛盾.确立违法推定原则有助于推动行政审判方式改革.     

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的几个问题

文章重点分析了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的客观行为和主观罪过。指出 ,本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为三种 :一是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 ;二是以降低担保金额的优惠方法向关系人发放担保贷款 ;三是以降低贷款利率的优惠方法向关系人发放担保贷款。并指出 ,前两种行为的危害结果表现为贷款不能收回 ,主观罪过多数表现为过失 ,少数表现为间接故意 ;后一种行为的危害结果表现为少收的利息 ,主观罪过只能是直接故意。文章还分析了司法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几个疑难问题。     

犯罪客体与主观罪过的性质──以渎职罪为范例的分析(上)

作为应用刑法学范畴的犯罪客体的规范内容,应当界定为刑法所保障的而被犯罪行为所故意违犯的法规范或法的关系。违法性意识不仅构成犯罪故意的规范内容,也是犯罪过失的必备要素。故意犯罪的违法构成可以表述为：行为故意违反A法──A法法益被侵害。过失犯罪的违法构成式则为：行为故意或直接违反A法──导致过失或间接违反X法──结果严重侵害X法法益。     

如何认识儒家文化的良性遗产与劣性遗产——借鉴儒家文化应注意的几个方法

儒家文化精华与糟粕交织,财富与包袱并存。欲抉摘和廓清儒家文化中孰为精华,孰为糟粕,必须防止主观化和简单化,审慎区别和处理好多种关系。尤其应当把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正面功能与负面功能、儒家本意与封建统治者的歪曲利用区别开来,既不能不加分析地把所有恶果都归咎于儒家,也不能因为某个思想曾被封建统治者利用过而否定其内在价值。     

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做遵纪守法的表率

反思一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我们既为一个个受党教育多年的领导干部堕落而痛惜,又为他们大肆受贿敛财的违纪违法事实而震惊。他们为何栽倒在金钱面前？留给我们一些什么深刻的警示和教训呢？我们如何把握自己,避免重蹈覆辙呢？我认为起码要做到“三有”、“一不能有”。     

行政确认违法判决中相对人利益保护问题研究——以《若干解释》第五十八条为研究基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判决,这一规定成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确认违法判决的直接依据,但该条是建立在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衡量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易对相对人的个人利益予以忽视,不利于相对人的利益保护,因此,完善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判决中的相对人利益保护制度应是健全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判决的应有之义。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犯罪刑法规制的新发展

《刑修(十一)》运用三种修改方式对洗钱罪构成条件进行修改,包括重点增设自洗钱行为类型入罪、增设"资产"作为洗钱行为对象类型、优化洗钱罪主观要件立法表述,对若干立法表述进行了修改。要根据是否实施洗钱行为以及与《刑法》第312条、第349条的立法差异,以及共同犯罪与罪数原理,分别按照上游犯罪一罪处理、与其他犯罪数罪并罚、与洗钱罪数罪并罚、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数罪并罚等四种情形处理上游行为人罪数问题。要根据立法是否有特别规定,分别按照共同犯罪与单独一罪处理等两种情形处理协助洗钱行为人的罪数问题。要按照法条竞合原理和立法具体规定,妥当处理刑法第191条与第312条、第349条的适用协调问题。对跨境转移资产宜作适当扩大解释,合理运用推定规则,完善刑诉法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实体法根据。     

邮政专营依法纳入管理

经营邮政专营业务必须经邮政企业委托,违法寄递信件和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将予以处罚。于2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浙江省邮政专营管理办法》作出了这样的规定。该《办法》共有30条,在邮政专营行业管理、邮政行政执法主体、违法经营邮政专营业务的处罚范围等方面均有较大创新和突破:一是县级以上邮政部门有行政执法权;二是邮政行业管理部门具有5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权;三是未经邮政企业委托违法经销普通邮票的,查获后予以盖销并处罚款。     

审判人员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检视与深化

行政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是行政检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做实行政检察的短板和弱项。实践中,检察官办理行政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案件,面临监督思维不敏捷、办案经验不丰富、法律研判不到位、审判信息不对称、检察建议不精准等监督困境。在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的背景下,应通过强化办案意识、强化法律研判、强化业务指导、强化类案审查、强化制度创新等手段,不断扩大办案规模、提高办案质效,重塑行政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办案格局,实现新时代行政检察全面、充分、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