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行政相对人违法取得许可和不履行许可义务的责任追究

在行政法领域,法制原则的贯彻,意味着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双方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行政相对人,只要任何一方有违法行为,都必须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与行政许可权的行使会存在着违法行为一样,行政许可相对人,在实现自身权利的过程中,也不免存在权力滥用的可能,鉴于此,有关机关亦应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的确定标准

正"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行为的性质和其性质的程度,犯罪行为是违法行为在社会危害性的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1]因此,确定犯罪数额标准必须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为根据,而科学的犯罪数额标准当然应准确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对于知识产权犯罪而言,达到数额标准的不法行为也就具有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刑事可罚性。因此,犯罪数额标准对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意义。"[2]     

莫让基层“一把手”成监管盲区

正深圳市纪委一年多来查处的11名在任或曾任街道"一把手",占到全市街道党政正职总数的10%。日前,《焦点访谈》栏目以深圳街道党政"一把手"违纪违法问题调查为例,揭示了当前基层"一把手"官小权力大无人监督的腐败现实。     

新形势下自媒体监督良性发展问题探讨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以网络为平台,电脑、手机等自媒体应运而生。自媒体以其独有的开放性、互动性、广泛性、即时性等传播方式改变着当今社会的媒介传播环境,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监督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自媒体也存在着监督零碎性、非理性、娱乐化等问题。如何充分发挥自媒体条件下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找到自媒体监督良性发展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揭秘王林“指认”的贪官陈安众

2013年12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安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时隔两天之后，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陈安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     

行政强制执行程序违法与非法利益的法律冲突——从我国立法尚未定论的可诉性难题谈起

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依我国当前立法尚未有明确定论,学界对此各持肯定说、否定说及折中说。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一方面不属于行政法所明定的受诉范围,除非行政决定本身无效,原则上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在行政强制执行程序违法与非法利益的法律冲突中,一方面"不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但另一方面不法利益的存在并不代表其就可以被非法剥夺,拥有不法利益的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依然是存在的。所以,解决冲突一是程序违法的补正,二是对程序违法者法律责任追究与承担。     

各类“犯事”干部的地域分布

中央纪委官网的“曝光台”开通已8个月，曝光违纪违法案例的频率，也从不定期、月报变成了周报，每周一发布，成为雷打不动的“周一见”。1077个案例，1595名干部，这是8个月以来中央纪委网站通报的违纪案例和受处分人数。将干部“犯事”情况分类统计，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结论呢？     

公众与司法的互动:做实人民陪审制与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正相关

一、管中窥豹:司法公信力不高且公众不能自觉遵从法律的实然状况"司法公信力是司法与公众之间动态、均衡的信任交往与相互评价……这是一个双方互动的过程……"①从司法对公众的角度看,司法的受众是公众,司法活动通过案件的审理过程和裁判结果对公众产生影响;从公众对司法的角度看,案件当事人通过对案件裁判结果的态度     

刑事纠正违法通知书执行情况调研报告

正刑事诉讼中,发出刑事纠正违法通知书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常用形式。实践中,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存在回复率低、回复不规范等问题,起不到有效纠正违法行为的作用。因此,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对本院刑事纠正违法通知书执行情况进行调研,分析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解决办法,确保     

法律体系中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冲突及解决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存在各部门法对于违法行为表述相同的情况,这种冲突和重叠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的困惑,也说明了违法形式之间的界限不清晰。违法性可分为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需要用实质违法性及社会危害性来划分违法形式之间的界限。确定实质违法性以及解决冲突的途径有实质理性的运用、法律解释思路的更新、实践类型的构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