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成本与公民满意:内在联系与成本控制

政府治理成本支出的高效化是政府治理的核心,也是公民满意的必要条件,而公民满意有利于政府治理成本的高效化,二者内在关系紧密。中国政府治理成本控制压力加大,政府治理有效性与公民需求存在一定差距,而广大人民对政府治理效能的期望不断提高,政府必须要树立善治理念,提高政府治理能力,遏制扩大治理成本的原始动机;树立人民至上的服务观念,科学决策和制定政策,遏制制度性成本;树立质量观念,不断提高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质量;树立公平与共享理念,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调节机制,健全政府成本会计体系,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提高政府治理成本支出的有效性。     

中华法系良法善治的价值追求

良法善治是中华法系的重要价值追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光彩夺目的内容,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缔造法治秩序的理性态度。立严整统一之法、促国家富强之治,立循变协时之法、促社会和谐之治,立明礼弘德之法、促百姓安宁之治等等,集中呈现出中国古代以良法促善治的整体样态。中国古代立法机制的不断成熟,治吏之法的持续强化,为良法善治的实现提供了有力保障。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推动社会主义良法善治,需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使人民检察事业展现出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卓越的检察智慧。     

利益群体与地方政府决策——社会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视角

越来越多的利益群体对地方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已经成为影响地方政府善治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本文分析了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群体的重要特点,利益群体对地方政府善治的积极与消极的双重意义,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措施。     

社会转型期利益群体与中国地方政府善治

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结构重构成为社会转型时期最重要、最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利益群体对地方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已经成为影响地方政府善治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本文分析了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群体的重要特点、利益群体对地方政府善治的积极与消极的双重意义,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措施。     

和谐社会视角下共青团工作定位新探—基于善治理论的维度

善治理论与和谐社会理论是统一的。善治理论主张新的社会治理结构应当是多中心的、自主的和分工合作的,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的第三部门在新的治理结构中应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共青团组织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在和谐社区建设,其组织功能将在和谐社区建设中进一步完善。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善治逻辑——基于浙江龙港的案例研究

“城管困境”意味着参与各方都成为输家,其本质是在管制模式下单边主导与多元需求、权力集中与职责分散、长官意志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浙江龙港在全国首次开展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并开启“一支队伍善执法”探索。通过自我改革保证合法正当、互动合作支持共治共享、秩序重构维持弹性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城管困境,并实现向善治的蝶变。这对我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我国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管理创新——一种善治的话语分析

基于善治理论视界,政府与社会合作提供公共物品是必要的、可行的,可以有效应对我国公益性公共物品政府供给不足和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发展的双重困境。其中,政府管理创新尤为重要,信任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治理资源,政府应对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给予相当大的信任度,改审批制为备案制;政府需要对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的发展做出规划、提供资助、专业指导和培训和服务,以促进其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能力。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的出场语境、表现向度与实践取向

权力自觉是权力主体主动反思与规训自身权力,进而消除权力异化以建构美好生活的政治活动范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的出场是理论、实践与价值等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其有效推动了党的自我革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主要表现为权力意识自觉、权力行为自觉、权力制度自觉与权力关系自觉等四个方面。其中,权力意识自觉是权力自觉的前提和基础,权力行为自觉是权力自觉的核心内容,权力制度自觉是权力自觉的刚性保障,权力关系自觉是权力自觉的本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关键在于以权力自觉为中轴优化党的执政效能,以权力治理引领国家治理,从而增强党的权力有效性与合法性。     

出场路径、现象审视和价值建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考察

将国家和社会的二元结构放入历史场域进行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突出强调二者的良性互动,并基于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的经验总结及反思在当代出场。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在作用于国家治理实践的历史图景中表现出传统政治观念根深蒂固、多元政治文化冲击主流、社会主体缺乏文化自觉的惯性障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从历史变迁中汲取有益因素,并与现实国情相结合,最终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问题为价值坐标、以善治为价值诉求来完成国家治理实践的价值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