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否需要道德——富勒《实证主义与忠实于法律——答哈特教授》批判性阅读

法律与道德问题的讨论,最激烈的莫过于实证主义法学家哈特同自然法学家富勒长达17年的一场论战。实证主义法学派坚持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分离,即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学说或者分离命题,而自然法学派则主张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即关于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离的学说或结合命题。但仅以此定义并未能反映出双方论战所具有的现实意识及对待问题的态度。本文试从富勒所著文章《实证主义与忠实于法律——答哈特教授》的角度出发,解析其背后所具有的实践性意义。     

隋文帝治贪

隋文帝杨坚结束了中国自西晋末年到隋统一之前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他在位的23年里，勤思善治，开创中国科举制度的先河，可以说是一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政治家。     

论和谐社会背景下善治的合法性

公司需要善治、社区需要善治、地区需要善治、政府需要善治,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但就目前而言,"善治"这一理念,还未真正践行,它需要各层次的理论架构与现实条件,特别是要寻求一种合法性的支撑,便于民众真正意义上的在内心承认与信服,进而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睦共处的和谐社会.     

社区自组织建设:乡村治理的一种新思维

通过发展社区自组织,有助于充分调动和运用社区资源,降低各种组织、动员和管理的成本,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同时发动村民自主参与、自主选择、协商互助,有效地兼顾社区公共需求和个性化需求,因而成为推动农村社区服务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思维。     

立法后评估利于『优生』良法

去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后评估拉开大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办法》成为“回头看立法”的首个现实样本。前段时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等多个部门，以及连山县壮族瑶族自治县等地区．交上了立法后评估“中期作业”。     

村务公开与中国乡村“善治”

一所谓村务公开,是指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村委会将重要村务,诸如政务、财务、福利等情况向农民群众公开,以便直接接受人们的监督。村务公开制度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它的完善程度和实施运作效果,直接关系到村民自治的发展和成败,应引起高度重视。但长期以来,村务公开制度一直是村民自治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对它与中国乡村“善治”的关系更少有人进行探讨。“善治”一词,英文写作ｇｏｏ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中文直译为“良好的治理”、“有效的治理”等。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英语和法语的政治学文献中,善治概…     

公共精神--公共行政发展的内在价值诉求

公共精神就是存在于公民社会之中的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构,以营造适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伦理规范、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公共行政的内在本质、功能以及其合法性基础都充分彰显了对公共精神的内在需要。然而,目前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公共行政面临着“公共精神”的乏弱。因此,须重塑公共行政的民主、法治、公正、服务、责任、参与精神,提升公共行政精神的现实路径是对传统公共精神资源的批判性反思与传承、公民美德的教育和行政人员公共精神的重点培育;公民社会的构建和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发展;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推动“善政”走向“善治”。     

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对新时代社会善治的指导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如何推进社会善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对新时代推进社会善治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社会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提升人们的认知水平,塑造人们的健康心态,促进人的素质现代化,化解人的思想与行为的矛盾,实现社会善治。新时代,要整合思想政治教育力量、开发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基层思想政治教育,保障社会善治向稳向好发展。     

论协同治理视阈下多元善治与正和博弈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公共治理就开始成为整个学界关注的热点。在众多的治理学说中,＂善治＂一说最具代表性。在和谐社会协同治理视阈环境下,多元治理主体摒弃零和博弈,达成了互动合作的正和博弈关系。我国协同治理范式遵循政府主导、多元协同治理格局。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作为公共生活治理主体,是相互制约、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互助共赢的基础上谋求具有善治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新局面。     

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善治”水平公众认知的差异性分析——基于公众认知的主成分因子分析

2008年以来我国推行了新一轮行政改革,改革的最终成效不仅要依靠对政府结构和规模的优化,更要依赖地方政府"善治"理念的确立及其水平的提高。而且在改革的步骤和方式上,不同地区由于自身实际情况不同,应该因地制宜并有所侧重地展开针对性的改革举措。根据实证分析的相关结论,东中西部地区公众对当地政府"善治"水平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表明了其对政府未来改革的不同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