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法：和谐社会的法制基础

民主法治既是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保护神。和谐社会需要良法治国。良法的内容在于大众道德，其程序价值在于民主。我国的法制建设在实现民主上存在一些问题，克服这些问题是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     

单位社区的终结和社区治理的转型——以湖北省X市L集团三个社区为个案

湖北省X市L集团三个社区改制前后治理方式的变迁表明,单位体制下,单位是社区管理的主体,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殊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导致社区治理失灵;随着社会转型,社区治理逐步走向多元共治阶段,多元共治模式是社区治理逐步走向善治的有效治理模式。     

当代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模式探析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模式是典型的“强政府、弱社会”模式,这一模式随着改革开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加入WTO推动着政府与社会关系模式进一步变革。培育“强社会”,打造“强政府”已成为时代的呼唤。“强政府、强社会”模式是当代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必然选择。面对WTO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全方位的挑战,市场、政府、社会任何一方的“单兵作战”都将难以应付。要应对共同的挑战,政府与社会必须合作,实现从“共治”到“善治”。政府在达成善治目标的进程中的积极作为:一是培育社会的自治能力,二是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     

构建和谐社会与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战略思想的一次重大转型,它蕴含着以人为本、协作管理、公平正义、法治有序等深刻的现代治理理念,对各级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诸多新的挑战和要求。从我国国情出发,政府主导——社会合作型模式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可供选择、比较恰当的一种治理模式。     

我国青年社团的成长与社会资本的建构

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它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之一。我国青年社团的发展与社会资本存在着结构性的制约与依存关系。目前,我国青年社团的发展环境仍然存在很多困难,对我国社会资本的建构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因此要大力培育我国的青年社团,推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促进我国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并最终促成我国善治的实现。     

在发展民主中实现村庄“善治”——对天津市武清区深化村级民主的研究

“善治”的本质特徵就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民主执政的理念体现了执政党对“善治”的追求，村民自治是民主执政理念的实践。天津市武清区在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等一系列民主实践的基础上，针对一些村级党组织民主执政能力与村民自治发展不相匹配的问题，实行了村支书担任村民代表会议主席的制度；针对农民群众参与村务管理的广泛性要求与村级民主成本短缺之间的矛盾，推行了户代表会议制度。本文从武清区近期深化村级民主的实践分析入手，论述了村民自治与村党组织的民主执政方式形成良好的互动合作机制，是村民自治深化发展的必要条件；经过十几年的村级民主实践，村民自治与村级党内民主已初步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方向；为防止村民自治的异化，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两委矛盾的产生有其深层根源，其实质在于权力与利益之争；实现村庄“善治”需要村级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互动与合作，在大力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提高其民主执政能力的同时，必须不断完善科学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并逐步建立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良性互动的合作机制。     

公共事业民营化与当代中国政府治道改革——杭州湾大桥现象的实证分析

公共服务民营化体现了政府放开部分管理领域,寻求与社会共同治理,以达到"善治"理想的愿望。在我国,公共服务制度的改革也正如火如荼地深入开展。本文试图以分析杭州湾大桥现象为突破口,借鉴西方国家经验,探析建立可靠的公共服务民营化制度框架,建立稳定,和谐、积极的公共产品治理体系,揭示我国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路径选择。     

良种加良法 科教助农富——我区农业科技创新、助农增收综述

“十五”时期,是广西农民增粮增收最多的5年。“十五”时期,广西农业的光环最耀眼,也最引人注目。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能源紧缺、农资价格持续上涨等不利因素,广西农业仍然奋起直追,创造辉煌,究其原因,除了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帮助外,全区农业部门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大良种良法推广,如此等等,都是可圈可点的。     

善治目标下的我国信访制度改革

善治是建立在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基础上的社会管理模式。信访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广泛合作。以善治为目标推进信访制度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也是政府管理的内在要求,因此是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新时代社会治理视域下的侦查权运行模式变革

新时代社会结构与犯罪形势的变化,要求侦查权运行必须以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为引领。目前侦查权运行模式的不足,集中表现为破案与治理的关系未得到很好处理。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须提高侦查权运行的法治化水平,完善共建格局下的多方参与体制,顺应时代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化,促进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推动打击犯罪效能长效性和可持续性,以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