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良法面临的三大矛盾

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都需要有良法来做保障。而良法的创立对于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我国而言,则显得尤为艰难。我们在立法中出现的政策主义、工具主义、技术主义、经验主义等急功近利的倾向,影响了社会主义法制向良法的迈进,也影响了法的实际功能的发挥。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如何解决立法中存在的上述错误倾向,对法律的价值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理性与经验、规律与意志三对矛盾进行探讨。     

从首例“男男强奸案”司法裁判看刑法解释的保守性

我国首例"男男强奸案"的司法判决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值得刑法解释论予以深入检讨。"文本原意"应当获得刑法解释论的充分确认,并将其作为入罪解释时不可逾越的刚性底线,以有效杜绝司法上犯罪化现象。刑法解释论上,"法律漏洞"可以划分为"真正的法律漏洞"与"非真正的法律漏洞"、犯罪化功能性的法律漏洞与非犯罪化功能性的法律漏洞。在现代刑事政策理念下考量真正的法律漏洞时应注意区分其政策功能属性,犯罪化功能性的法律漏洞不准许通过刑法解释加以司法填补,而非犯罪化功能性的法律漏洞则可以进行刑事政策考量并准许通过刑法解释加以司法填补。承认、发现刑法漏洞尤其是真正的刑法立法漏洞,然后通过修订完善刑法立法以填补刑法立法漏洞,而不是通过刑法解释技术来对刑法漏洞进行司法填补,是实现良法之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刑法解释的保守性所内含的基本立场。     

浅议法治进程中的良法与恶法

人类社会法治进程中,古今中外从未停止对法律善恶之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良法善治",首次官方明确依法治国所依之法必须是良法。本文从中外法学主要流派对法之本义所持观点,及我国大陆对法治探索进行分析,提出在现阶段法律尚未完善,存有诸多漏洞;法治进程中除了适应形势需要及时对不适宜的法律进行废、改、立外,在基层法治实践中更要按合乎法的正义、公正、自由等价值理念进行解释,分辨良法与恶法,从而排除对"恶法"适用。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治道路的理论溯源——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为主线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阐述了深刻的法学原理、展现了深厚的历史底蕴、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凸显出我国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以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国家观念为出发点,对社会主义法与道德的关系作出论断,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了理论铺垫。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关于法制与道德建设的观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关于法制与道德建设的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论述、科学发展观关于法治与道德协调发展的论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走向良法善治的重要体现。     

浅谈现行刑法中的口袋罪

由于现行刑法中的口袋罪具有语词模糊,规定不够明确的先天缺陷,某些特定主体往往很容易因不知法而犯法。本文选择了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罪、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为例,分析、揭示了口袋罪存在的立法缺陷及因此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的不良倾向,并提出了相关改进建议。     

现代西方国家议会创制良法的能力——兼与现代政府立法能力相比较

对一个政治机构在制定＂良法＂方面的表现做任何评估,都必须始于对什么构成＂良法＂问题的理解。＂良法＂至少应该满足以下五个标准：它应该是基于可靠的信息基础性,具有及时性、融贯性、有效性和回应性。议会的一般性特征,即议会都是集体合议性的、代表性的、公开性和非专业性的,既是其传统的优势所在,又是局限之所在。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正是这些体现议会传统优势的定义性特征,深深地影响和制约着其在促成符合最优标准的立法的能力。     

和平解决领土及海洋权益争端的良法善治

从良法善治“应然”的实体公平合理和程序正当性,看待分析国际法实践的和平解决领土及海洋权益争端,是研究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的一个重要方面。17世纪以来和平解决领土及海洋权益争端的国际法实践,尤其是近百年来有关国际裁判案例,为这方面的良法善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中,可适用的自然法、习惯国际法和条约法等源于西方的国际法及其理念,既有一定的时代进步性,又有历史局限性。即便是充分兼顾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样的良法,往往也缺少相应的善治;相关国际裁判未充分尊重国家对于管辖权的意愿或保留。中国应对和平解决与邻国间尚存领土及海洋权益争端,须在全面客观看待有关良法善治的前提下,积极创设和参与制定有关良法,坚持双边谈判解决相关争端的善治立场。     

法律：由疏离到信仰——对公民形成法律信仰所需条件的思考

历史上法律信仰传统的缺位加上现实中法律自身及其实施中的缺陷,导致当代中国法律信仰的匮乏.法律信仰的形成条件应是特定语境中的具体的良法和良治的结合体,应以行使国家权力机构行为的法治化促生良法和良治,从而达至主体对法律的信仰而不只是被动地服从.     

法律有尊严 社会才有良序

现代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良法”之治．其要求必然是确保已经制定好的法律得到全面正确的实施．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和效率，保证政令申通。当前无论是司法还是行政执法．常常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一旦出现问题。总是把责任归咎于“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有关监管规定存在空白”等．     

行政诉讼制度实效性的期待与课题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呈现出对行政诉讼制度实效性的强烈追求.对司法解释及实务经验进行确认、承继和发展,丰富了行政诉讼特有的基本原则,扩展了受案范围,延长了起诉期限和审理期限,增加简易程序等,使审理程序得以充实完善,改革了管辖制度,充实完善了证据制度和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对裁判类型进行科学架构,并为确保裁判得以有效执行,而增添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经行政复议的案件行政复议机关一律成为被告、以及对责任人员加大惩处力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行诉法修改决定》在理论上乃至方法论上也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或者商榷的地方,但是,总体上说,其内容值得予以充分肯定.若能坚持好立改废并举,则该领域的善治之良法便可期待.